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学者型CEO更加自律吗?——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0—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学术经历有助于CEO强化道德自觉、增强道德自律,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与监督机制,进而抑制了其所在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活动。当CEO拥有高层次学术经历或来自内部晋升时,CEO学术经历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自由现金流较多、董事会规模较大或独立性较低、外部审计监督较弱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等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情景下,学者型CEO的自律品质所能发挥的治理作用更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也更为明显。此外,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八项规定”等多项高压反腐政策的出台,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CEO学术经历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有所下降。本文为高管学术经历的治理效应假说提供了证据支持,对于上市公司规范和治理高管在职消费行为、选聘合适的高管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职消费粘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产权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粘性的存在性以及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在职消费粘性,且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粘性程度更高;媒体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高管,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粘性程度.本文对于丰富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关系的认识、从媒体角度加强在职消费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研究

针对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道德风险,建模分析孵化器最优投资策略、孵化器高管最优投资策略,构建了使高管个人和孵化器利益兼容的股权激励模型。模型论证了高管持股都能遏制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企业型治理结构应加强对不务主业的监管。最后,研究了企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管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激励方式、激励周期和内部监督。     

资本结构、在职消费与企业投资——来自我国垄断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7—2010年我国A股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垄断企业资本结构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以及在职消费对垄断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从而对垄断企业融资、投资两大主要财务活动与在职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垄断企业天然的竞争优势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失效,垄断企业资本结构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尚未发挥作用;垄断企业高管在追求高水平在职消费的同时,有动机更有能力通过过度投资扩大公司规模,以追求私人收益的最大化,而投资不足相对并不普遍。     

薪酬管制会抑制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为了形成合理的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行政干预方式对高管薪酬进行管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切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薪酬管制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2015年"限薪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增加,只是政策效果持续时间有限,通过替换超额薪酬度量指标、剔除股权激励影响、剔除"沪港通"政策干扰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等几种方法都证实了上述政策效果;(2)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特征和外部法治环境的差异导致"限薪令"政策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只有在非垄断行业或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限薪令"对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才更为显著;(3)限制管理层在职消费和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是"限薪令"发挥政策效果的两个中介机制,通过比较发现,管理层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更多体现在非垄断行业的企业中,而内部薪酬差距的中介效应则在外部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从超额薪酬视角证实了"限薪令"的政策效果,否定了一些研究中基于高管薪酬绝对水平所得出的"政策无效论",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政策性负担、八项规定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治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我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OLS方法研究了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八项规定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显著正相关,八项规定削弱了国企政策性负担与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显著降低了国企政策性负担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程度。     

国企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会计信息透明度

内部权力配置和独立审计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安排都将对企业的会计系统产生影响。文章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降低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表明国企高管的控制权在信息披露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负面效应;(2)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揭示了独立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应有的监督作用;(3)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弱化外部审计对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正面影响,表明独立审计的治理功效容易受到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等情境因素的牵掣。     

“不作为”或“急于表现”:企业投资中的政治动机

国企高管的政治动机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取决于追求政治晋升与规避政治风险的相对强弱。反腐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机制,极大地改变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本文发现:(1)在反腐过程中,国企高管避免政治风险的动机(或追求政治晋升的动机)导致的"不作为"("急于表现")倾向,带来更多的投资不足(过度投资);(2)"不作为"与"急于表现"都会削弱企业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3)相对于反腐前,反腐后相同程度的投资不足对企业价值的损害程度更大;(4)部分国企的"不作为"与"急于表现"导致反腐整体上对国企投资效率的提升不明显。本文的发现丰富了高管政治动机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关文献,也为整顿国企高管"不作为"和"乱作为"风气提供了理论借鉴。     

行政权、控制权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高管的权力配置结构呈现出过度的控制权与残缺的行政权并存的特点.那么,国企高管特殊的权力配置结构是否会影响腐败行为呢？文章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用高管是否被曝出腐败行为和公款吃喝来度量高管腐败,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和行政权过大是诱发国企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行政权与控制权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一种权力的提高会强化另一种权力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不难得出,国企改革的“半市场化”特征及由此派生的国企高管权力配置结构是诱发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腐败问题,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通过市场机制选聘、任免、监督和激励国企高管.     

在职消费、制度环境与股价崩盘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7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高管在职消费提高了公司股价未来崩盘的风险;二是制度环境对高管在职消费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有抑制作用,即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其注册地所在公司在职消费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越不显著。为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金融危机,必须加强我国制度和政策对企业高管的约束,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规范高管在职消费支出,培养优质经理人。     

大股东掏空、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基于薪酬辩护理论视角的分析

笔者从薪酬辩护理论的视角,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给高管薪酬激励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大股东掏空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后,高管会将大股东掏空作为卸责的借口,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增加在职消费.特别是在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较大的情形下,辩护能力增强,这种现象更加突出.这说明大股东掏空会成为高管薪酬卸责的借口,降低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上市公司应注重优化股权结构,限制管理层权力的膨胀,才能促进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有效发挥.     

“严监管”下审计监督的个体治理效应*——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研究

本文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研究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发挥的个体治理效应。采用2007—2017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本文以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严监管”背景下审计监督对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个体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2013年开始的“严监管”时期。这一结果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负向关系不仅受到审计监督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国有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最终,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因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引致的公司价值减损和股价崩盘风险。     

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高管权力、薪酬契约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建立有效的薪酬契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而高管拥有的权力可能引发其在薪酬激励方面的自利行为。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不但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还攫取了更多的超额薪酬,并且拉大了高管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表明国企高管的确通过权力的运用扭曲了薪酬激励机制。另外,虽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整体上呈现不对称特征,但那些拥有较高权力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治联系的高管可能基于政治动因的考虑降低了薪酬粘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但并不能有效约束薪酬差距的扩大。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薪酬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资本化会计政策、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企高管采用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导致长期资产配置、长期资产盈利率和资产处置损失呈现出显著的控股权性质差异;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与其货币薪酬、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此外,笔者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行为,这表明当国企高管面临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时,将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加强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指明了方向。     

高管权力、货币报酬与在职消费关系实证研究

以高管货币报酬与在职消费之间是否还存在替代关系问题为导向,本文通过理论分析,确定变量指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高管权力对高管的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资产规模与采用相对数指标表征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显著负相关;高管货币报酬与在职消费并不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     

薪酬管制会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偏好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15年“限薪令”总体提升了国企实业投资水平，抑制了金融投资倾向，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从具体投资类型看，实业投资的扩大主要以创新投资带动，对金融投资的抑制主要来自短期金融投资减少；影响机制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通过激发高管长期动机，增强高管努力程度来影响国企投资偏好，而股权激励会对薪酬管制下的国企“脱虚向实”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对竞争型国企的投资偏好影响显著，而对垄断型国企没有影响；三次薪酬管制对比分析得出，2009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没有影响，2012年“八项规定”和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存在同方向影响，但影响效果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本文的研究为当前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和国企“脱虚向实”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

本文以2007~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攀比的心理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高管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的中位数越多,即高管进行薪酬攀比的动机越大,企业未来避税的程度就越高,且这种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避税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薪酬攀比会促使高管通过向下应计盈余管理而非向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影响企业避税,同时也发现高管薪酬攀比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避税的微弱证据。基于避税结果的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攀比强度越大,高管通过避税获取的在职消费就越多。上述证据表明,薪酬攀比心理是高管实施避税寻租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