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婚姻:来自中国的证据

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婚姻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基于2002—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UHS)微观数据,利用各行业关税削减幅度的差异以及各城市“入世”前产业结构的差异,本文构建了地区层面的关税削减指标,并采用区域劳动力市场冲击分析法识别了贸易自由化对女性婚姻状况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1)在受到关税削减冲击较大的地区,女性未婚率下降更慢,女性结婚率上升更慢,即女性的“婚姻形成”受到了较强的抑制,并且该抑制作用源于针对男性就业的关税削减冲击,但对女性离婚率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该结论在工具变量法、安慰剂检验、缩短样本年龄区间、剔除部分群体、考虑人口流动、控制一系列政策冲击的干扰作用、采用当期关税税率和协议关税税率等条件下依旧稳健。(2)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关税削减冲击通过其对男性工作回报率的负面冲击进而抑制了“婚姻形成”。(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关税削减冲击对女性婚姻状况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区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和较低地区;方言片个数较多和较少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和较低地区)、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大学及以上、高中或中专和初中及以下...     

土地价格与企业创新——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土地出让价格迅速攀升,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土地交易的微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了土地价格上涨对于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价格上涨会减少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其原因在于地价上涨缩紧了企业的资金约束,并影响了企业的资源配置,造成企业减少研发投入。异质性研究表明,高地价对位于产业园区的企业、国有企业的不利影响更小,但是对创新型试点城市中的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强。     

非对称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证据

“上游市场垄断、下游市场竞争”的非对称竞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随着竞争政策的深入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规制地方政策制定行为,降低行业进入壁垒、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将深刻改变非对称竞争格局。本文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上下游制度性壁垒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非对称竞争格局改变对企业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通过削弱上游制度性优势来改善非对称竞争格局,并促使上游企业增加相对创新产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既规制了制度性行业壁垒带来的“隐性补贴”,削弱了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和纵向加价能力;同时也削减了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等“显性补贴”,增加企业成本并减弱了企业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市场压力和成本压力共同促使上游企业转向创新发展。本文为竞争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纵向视角的经验支持。     

产业政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了企业工资水平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文章研究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     

创新竞争与企业高质量创新模式选择——来自专利被无效宣告的经验证据

作为重要创新激励机制的创新竞争是企业选择高质量创新模式的关键因素,也是我国经济在保持中高速增长基础上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本文以专利被无效宣告衡量创新竞争并以企业创新突破度衡量创新质量,探讨创新竞争如何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创新模式。研究发现：(1)专利被无效宣告后,企业创新突破度显著提高且具有持续性,说明创新竞争能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创新模式。(2)提高高管创新激励水平与调整创新投资策略在上述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说明创新竞争通过高管创新激励机制与创新投资策略机制促进企业选择高质量创新模式。(3)上述关系主要体现在创新风险较小组、创新能力较强组以及专利质量较高组,说明创新风险较小、创新能力较强以及专利质量较高的企业在面对创新竞争时会选择高质量创新模式。(4)专利被无效宣告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水平、降低了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以及融资能力,但选择高质量创新模式不仅能削弱其负面影响而且能对企业产生长期积极影响,说明选择高质量创新模式是应对激烈创新竞争的根本举措。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二元创新模式以及创新竞争相关领域的研究。     

银行竞争的微观效应:来自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

银行竞争的加剧将促使银行更多地搜集和挖掘企业信息,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此,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这一假定。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银行竞争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即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采用不同银行竞争指标和融资约束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同时,本文还发现,银行竞争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从而为银行竞争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这一结论提供了补充性证据。进一步地,在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严重的情况下,银行竞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大,且银行竞争能够降低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从而为银行竞争降低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持。本文不仅丰富了银行竞争的经济后果以及融资约束等相关领域文献,同时还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含义。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1—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分析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受产业政策激励的公司,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但只是非发明专利显著增加,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当公司预期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时,其专利申请、特别是非发明专利申请显著增加,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财税手段使企业为"寻扶持"而创新。进一步对企业分组分析发现,上述现象只在国企组、非高新技术行业组中显著。这说明选择性产业政策只激励企业策略性创新,企业为"寻扶持"而增加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并没有显著提高。发明专利申请的增加才能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推动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才能促进企业发展。     

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来自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

当前,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逆全球化"思潮涌现,国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文章采用2009?2011年GTA数据库与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从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定量识别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1)国外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显著地降低了受影响企业的出口规模,贸易保护措施的数量每增加1次,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17%左右;贸易保护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受影响企业的出口将下降52%左右.(2)从影响机制看,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制造业出口的抑制效应是通过降低出口的数量和质量来实现的.(3)贸易融资对制造业出口的边际影响最大,而贸易救济措施是对制造业出口整体影响最大的贸易保护措施.(4)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外资企业、同质产品以及中间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既为理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在持续推动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应对贸易保护壁垒提供了决策依据.     

土地购置行为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近来年,中国工业企业呈现出购置土地和金融资产的“脱实向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及土地出让交易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从土地购置行为和购置额度两方面探究工业企业土地购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土地购置行为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呈倒“U”型趋势;工业企业购置工业用地行为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购置商住用地行为则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工业企业适度的土地购置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创新,高额的土地购置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从而挤占企业创新资金而抑制企业创新。本研究为政府合理监管工业企业购置土地行为提供依据,有助于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协调“土地购置”和“研发创新”的关系。     

间接进口竞争、本地生产网络与企业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中国进口扩张的现实背景,本文以本地生产网络为切入点,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关税以及国际贸易数据库构造城市—行业层面受到的间接进口冲击指标,并实证考察其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间接进口竞争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印证了城市内部供应链视角下的“熊彼特效应”。本文进一步区分了引发溢出效应的两种机制：劳动力要素再分配效应使得劳动力向区域内受到进口竞争影响小的产业进行转移,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使得下游企业在上游行业受到进口冲击后得以进口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技术的可替代性使其创新动力下降。本文估计了进口扩张对企业创新的间接影响,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落实贸易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破坏性创新:企业外包与企业边界决策分析——来自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破坏性创新从沉淀成本和转移成本两个方面影响企业边界的变动.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增大了企业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和转移成本,从而导致企业利用新技术的失败.而通过外包模式可以应对这些挑战,获得灵活性.并选择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外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的结果支持了我们提出的理论假说.     

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效率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使用1998-2007年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测算了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进步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其中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最终品关税减让引致的竞争效应更大;(2)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非加工企业以及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效应分别显著地大于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且这些差异又主要体现在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生产率的作用上;(3)制造业行业总体生产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改善,而市场份额重置效应的贡献相对较小,进一步的估计发现,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重置效率的净影响也较为微弱.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评价中国入世的经济效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判别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