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贸易网络演化对成员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RCEP是东亚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基于改进的贸易联系强度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2021年RCEP制造业贸易网络与各成员国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演变趋势,并对贸易网络演化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RCEP制造业整体贸易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中国成为贸易网络的中心,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第二,网络中心度和贸易联系强度对成员国的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聚类系数与GVC分工地位负相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的聚类系数对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RCEP成员国均能从区域贸易网络发展中受益,但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提升更显著。第三,技术溢出、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韧性三种中介机制的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而对于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是增加值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中间品投入,对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OECD AMNE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来看,专业与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投入均能显著提高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运输和储存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正向影响,而信息和通讯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负向影响,对后向参与度则有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产业链上游对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和特征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通过构建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框架,从路径分解、双向数字关联、国际比较及数字全球价值链联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综合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数字贸易国家,数字化国内增加值是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通过简单参与形式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增长,而发展中国家通过简单和复杂生产活动引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经历了由数字化价值输入向数字化价值输出的转变,但相对地位依然较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其中美国既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出口最大的目的地市场,也是制造业数字化进口最大的来源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增加值出口对发达经济体和欧美市场依赖性较强。     

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研究

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是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本文深入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一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分别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等视角,论证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具体影响。基于国际的实证分析表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仅能提升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而且能扩大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基于我国的实证分析则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都具有正向提升效应,但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我国不同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所具体发挥的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最后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常态化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全新挑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性更强。对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进口中间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效应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效应，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

为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基于2000—2014年全球102个经济体相关数据,探究了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贸易深化了国际垂直型分工,显著提升了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侧面反映出服务业也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于发展中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受其影响并不明显。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与环境失衡的影响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贸易与环境失衡现象受到广泛关注。对此,本文采用37个国家2000～2011年的数据,构建门槛模型以考察不同分工地位下贸易开放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异质性影响,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再检验。进一步以中国为例,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出口污染密集度的中介作用,剖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贸易与环境失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时,扩大贸易开放将恶化一国贸易与环境关系,"污染天堂"假说成立;出口污染密集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中国贸易与环境失衡中起中介作用,解释了为何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可能成为世界的"污染天堂";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改善一国的贸易与环境关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进行气候治理,中国应积极寻求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降低出口产品的污染密集水平,并利用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分工合作推进气候治理南南合作。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探究

全球贸易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也直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定量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揭示出GVC嵌入程度的加深会加剧全球贸易失衡状况。分行业来看,GVC嵌入程度对制造业的贸易失衡状况、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失衡状况影响更大;分市场主体来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失衡状况受GVC分工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表明,GVC分工可以通过影响价值链嵌入地位和中间品使用规模影响贸易失衡状况。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各界需要实现技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而最终解决中国当前的贸易失衡问题。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特征及启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代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离不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大背景。20国集团(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简称为E11)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通过对OECD和WTO附加值贸易库的数据整合分析发现:E11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并呈现出后向价值链和前向价值链两种分工参与模式;从贸易总量上看,E11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国际贸易地位和利益在不断提升;从行业利益结构上看,E11各国可归纳为四种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嵌入模式,而且各国行业贸易利益和贸易地位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特点;总体上看,E11在行业竞争上还停留在初级要素的利用阶段,其未来贸易利益的获取还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     

全球价值链分工、服务贸易限制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我国对47个国家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数据,检验GVC分工地位、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数字贸易限制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受到分工地位的抑制和进口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和数字贸易限制都构成IT信息服务附加值贸易的壁垒;美国贸易份额的挤出效应仅存在于IT信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之间IT信息服务业规则差异和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则更为明显地抑制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我国IT信息服务业较少受分工地位和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抑制作用,并更多地获得进口溢出效应和美国贸易份额的促进作用。     

贸易增速下降之"谜"——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解释

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大幅下降,这难以简单地从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层面进行解读.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看待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现象理应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鉴于此,文章构建理论模型以刻画上述现象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后,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会导致贸易增速下降;(2)对单个国家来说,价值链攀升也会影响贸易增速.进一步地,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1)在有效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程度对贸易增速呈倒"U"形的非线性影响;(2)价值链攀升对单个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可知,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特殊时期,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减缓乃至"停滞",是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的外贸失速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自身的价值链升级有关.因此,面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压力,中国外贸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稳定"全球贸易增长的应有作用.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了吗?——基于改进后出口上游度的再评估

本文综合考虑分工环节和附加值创造双重影响,基于增加值替代总出口的改进版出口上游度测算方法,利用WIOD数据测算了行业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并结合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处于中低端,但与单纯考虑生产环节所发现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恶化趋势不同,综合考虑附加值创造后的测算表明,中国分工地位有改善趋势,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于恶化。要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不利分工地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双管齐下",不仅要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应以服务贸易为抓手,努力促进服务出口大发展。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文章计算得到了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同时通过改进的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碳排放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可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另外,行业外资和能源结构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低碳发展,人口规模、科研强度等因素对制造业的碳排放作用并不显著。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应从加强环境管制、优化能源结构、改进生产技术等多方面有效降低碳排放。     

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制造业价值链提升——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在Marrewijk (1997)生产函数的模型基础上,加入生产者服务变量,构建了一个生产者服务贸易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理论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的国别经验,简要探讨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对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分析表明,生产者服务作为一种高级的中间投入要素,其贸易的发展能通过人力资本的优化和高技术的溢出效应,占领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攫取高附加值进而提升制造业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中美产业竞争力及经常账户可维持性分析——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中美的产业竞争力及经常账户可维持性.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在国内增加值、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上位居世界前列,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而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国内增值率指标上,中国的表现却远不如美国,说明中国并不具备产业核心竞争力,制造业“大而不强”.全球参与度逐年降低,说明中国经常账户的盈余缺乏可持续性,当前制造业的低端创汇模式不可持续.因此需积极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掌握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从而实现经常账户盈余的可持续性,为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