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权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好处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家参政所产生的政治关联效应已受到广泛关注,但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是否也具有政治关联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文章以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政治关联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中的部分国有股权能够为其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机会,因为国有股权可以依靠其与政府的体制关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声誉担保;与此同时,这些融资便利与经济资源能够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文章拓展了公司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文献,为进一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增值税扩围改革有助于减轻服务业税负吗?——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增值税扩围改革对服务业行业流转税负担的影响同时包含"税率提高的增税效应"与"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并测算增值税扩围改革影响各服务业行业流转税负变动的净效应,结果发现:不同服务业行业的税负变化情况差异较大,商务服务业等大多数行业的税负将减轻,但租赁业等部分行业的税负会加重,税改后的增值税税率水平选择与中间投入比率是影响服务业行业税负变动的主要因素。为了优化服务业发展的税收环境,使增值税扩围改革有助于减轻服务业的流转税负,应根据税负平衡点审慎选择服务业行业税改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当前制定的租赁业、交通运输业的试点税率水平偏高,有必要予以降低。     

公司投资如何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及沿线国家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如何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却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文章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公司投资如何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并使用古代"丝绸之路"途经省份作为工具变量来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双重差分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影响的重点省份,上市公司积极响应该倡议的实施,其投资水平提高了10.11%;而且,公司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和成本加成较低的公司.文章从公司投资决策的角度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证据,这对于我们理解经济政策的真实效应及其后续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     

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权改革——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述评

股权分置改革后,国有股权的流通和退让将有助于缓解一直困扰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虚化现象,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其他投资者通过搭乘法人控股股东的"便车",其利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是,法规和市场竞争环境的缺失是弱势利益方缺乏保护的根源。因此,要维护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我国公司治理的三步曲是: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完成国有股权的退让,金融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最终形成高效的公司治理。     

国有创投发挥了引导作用吗?——基于鉴证机理的实证检验

国有创投在实践中能否真正地发挥引导作用？现有文献对此存在广泛争议.文章首先从机理上明确了国有创投能否发挥引导作用依赖于其先行投资的试错和信号传递功能,即签证效应,因而其微观表现应当是投资序列中国有创投与民营创投的“先行一跟进”关系.然后,文章使用标的为非上市企业的投资序列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创投的引导作用.结果显示,在投资序列中,国有创投的介入相对较晚,且国有创投以主投方式介入时,民营创投后期参与的概率会降低,这表明国有创投的引导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进一步的原因分析表明,代理问题使得国有创投投资人缺乏履行引导职能的动力,而目标管理不足和资源支持不当是导致该问题的重要管理因素.     

股权分置改革改善了公司现金分红吗——基于A股制造业数据的检验

本文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各年度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各年度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显著差异,但是,短期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对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并不显著;长期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及分红比率均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及股份全流通的实现对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改善及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股权分置改革改善了公司治理吗?——从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角度进行考证

股权分置造成了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股改实施后资本利得的可实现将使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趋同、减少代理成本,文章对股改前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进行了对比,发现股改后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对自由现金流的依赖降低了,对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依赖反而增加了,据此推断由于目前大量非流通股还处于限售阶段,控股股东加大了利益输送的力度以获取短期利益,公司治理状况并没有因为股改而得到提升。     

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基于"能力"与"意愿"的双重视角

基于"能力"和"意愿"的双重视角,利用2012-201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国有持股数量的增加,民营企业的战略风险承担水平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国有股权既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使民营企业具备战略风险承担的"能力",又能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水平提升战略风险承担"意愿".进一步研究表明,尽管降低委托代理水平可对风险承担的提升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国有股权主要还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水平,且促进效果在国有股东控制背景强及高潜力行业中发挥更为显著.在市场化进程水平低的省份,国有股权可视为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对战略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中国资本市场对绿色投资认可吗?——基于绿色基金的分析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绿色投资的生态价值已达成共识.而绿色投资能否兼顾环境绩效和财务收益的双重目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文章以绿色基金的绩效评估为切入点,研究了我国绿色投资的收益与风险.文章首先从环境金融、社会责任投资和金融创新视角系统梳理了绿色投资研究的发展脉络,然后选取22只绿色基金,在选定市场基准和匹配非绿色传统基金对照组的基础上,评价了绿色基金的直接收益和风险以及基于单因素和多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风险调整收益,并进一步分析了基金投资者(绿色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基于单因素模型的绩效评价显示,现阶段我国绿色基金的风险调整收益要低于市场基准和传统基金,投资策略差异和成立时间长短对基金收益和风险有影响.基于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绿色基金的投资表现要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市场风险因子、价值因子和动量因子可以较为客观地解释绿色基金的收益.另外,绿色基金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不高.文章为尚有限的我国绿色投资研究提供了新的直接的证据.     

私募股权投资VS公司治理——基于权、责、利配置的分析和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理念日益为其他国家所认同并效仿,研究私募股权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对于正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首先揭示了私募股权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机制,然后从公司治理配置权、责、利的角度出发,结合案例分析,说明私募股权投资对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     

跨国公司高管攫取了更多的私有收益吗——基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

国际化经营是企业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方式。那么,相对于没有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国跨国公司会加剧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吗？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探讨了跨国公司高管私有收益攫取行为。研究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越高,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也越高;经营风险高和财务风险低会强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引发的企业产品市场风险、高管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与海外并购行为,分别是高管进行超额职务消费的压力、机会与借口。进一步检验发现,跨国公司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信息披露质量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会显著抑制跨国公司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行为。     

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博弈影响了股权激励双重效应吗?——以民营中小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基于双重委托代理框架,构建了公司治理主体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的影响路径分析模型,并运用2007-2012年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作为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主体,经营层与终极控制人的权力博弈对股权激励强度及其双重效应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经营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终极控制人权力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两者在对股权激励强度作用的过程中存在冲突,终极控制人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负向作用更为强烈;股权激励对第一类代理成本具有抑制效应,而在经营层权力与终极控制权力的双重调节效应下,这种抑制效应更为凸显;股权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作用并不显著,但这种作用过程同样受到来自两类权力双重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     

房产税抑制了土地价格吗?——基于微观住宅用地出让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6年的微观住宅用地出让数据,通过DID模型分析了房产税对我国土地价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房产税降低了土地价格.不过动态政策效应发现,房产税对土地价格的负向影响仅表现为短期冲击,主要集中于房产税推出后前两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向影响将逐步消失.进一步分析发现,房产税抑制了城市的房地产开发,降低了土地竞争程度,进而降低了土地价格.异质性分析发现房产税降低了重庆和上海的土地价格,但对两地土地价格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此外,本文还发现重庆房产税推出之后,显著降低了征收房产税的主城九区的土地价格,而对重庆其他区县的土地价格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为研究房产税与土地价格的关系提供了依据,为房产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提高了会计信息透明度吗?——基于AH股公司的经验分析

笔者选择2007年~2010年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会计准则趋同指数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会计准则趋同确实提升了会计信息透明度,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动态面板GMM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及机制。本文创新地利用产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予以定量识别,结合省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中的驱动作用,并考察产业政策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协同互补效应以及政府能力在产业政策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力。上述发现表明,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各级政府能够发挥发展型政府角色,在顺应市场深化和机制完善的基础上,借助政府能力与政策工具,合理制定和推行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市场经济发展。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反映公司融资约束吗?——基于外部融资环境的研究

本文克服了基于公司特征对公司进行融资约束分类的弊端,利用公司所处的外部融资环境差异,检验在不同融资约束环境条件下,公司之间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是否存在差异,由此验证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是否反映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研究发现,外部融资环境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存在系统性影响,在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较大的环境下,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也较大,这项研究支持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大小反映融资约束程度的观点。     

环境规制阻碍了FDI企业进入中国吗? ——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介效应的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了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还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是,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不仅从侧面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而且还为中国下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和制定相关的外资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银行业联合授信制度制约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了吗——基于沪深A股公司的分析

中国银保监会出台联合授信管理制度旨在抑制企业过度融资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检验该制度是否达到预期效果,采用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实证考察联合授信机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发现联合授信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包含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呈现显著抑制效应,其中联合授信对投资过度的抑制效应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大规模、低负债、高盈利等异质属性的企业,联合授信对非国有、小规模、高负债、低盈利等属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投资过度）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审计师行业专长降低了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吗?——基于法制环境与产权性质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以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1)审计师的行业专长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途径确实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2)产权性质和制度环境在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差地区的公司中以及国有产权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说明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挥了替代性的保护投资者的作用.文章为法制进程相对落后地区如何通过外部审计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