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变乘数效应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效果测定

财政政策效果测定历来是国家政策制定与改革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约束的VAR模型提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指标,并分解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同时,结合中国实际,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乘数呈减弱趋势,政府消费乘数亦呈小幅下降态势。政府税收乘数显著为负且相对较为稳定,但债务发行乘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于2006年起由正转负。基于模型校准和经验分析可知,目前政策当局依然可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需要管控政府投资规模,因为随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下降和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乘数急速下滑势必削弱财政政策效果。同时,由于中国税收并未引发大规模挤占效应,因此目前税收格局相对合理。此外,鉴于当前债务发行存在负经济增长效应,表明政策当局仍需重点盯住和管控债务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主体流动性约束强弱和结构性参数走向,本文提出了增强财政政策效果的对策建议。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表明,这两种财政政策的乘数值都不大,尤其是实际作用乘数的值明显偏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就乘数的影响因素来看,其可能原因在于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过低,同时消费存在很大的刚性.根据上述乘数的测算值,我们还分别估算了在两种模型下财政政策的综合乘数效应.显然,财政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杠杆,其中政府购买支出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此外,尽管理论和实际作用乘数相差很大,但两者最终形成的乘数效应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差不大,甚至财政政策的实际乘数效应在多数年份超过理论乘数效应.     

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研究

文章分析了1978—2007年中国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以期正确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大规模财政支出和减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由于政府支出乘数和减税乘数效应都在降低,并且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政策实施的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因此,提出从财政支出结构、税收结构和投融资体制三个主要方面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职能。     

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非线性效应的存在性及触发条件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关系的理论模型,初步证明了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效应以及财政政策究竟发挥何种效应是由触发条件内生决定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门限模型,将触发条件量化为门限指示变量,并以1993年1月至2009年11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政策对私人消费总体上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与此相对的是税收政策表现为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并以税收增长率0.287为临界值,财政政策从凯恩斯区制向非凯恩斯区制转移;(2)我国财政政策非凯恩斯区制与高通胀区制高度吻合,即在经济出现高通胀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能引发非凯恩斯效应;(3)我国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乘数效应并不明显。故政府应对财政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积极解决当前高通胀问题的同时,确保私人消费有效增长。     

试论财政政策的乘数理论、挤出效应及其有效性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扩大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适当的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然而,随着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政府的支出乘数也不断降低,并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影响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此,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不能主要依靠财政投资来推动,而应采取能够增大政府支出乘数的政府措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成本渠道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

国内对带有成本渠道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多集中于分析通货膨胀特征和货币政策效应,本文则着重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对产出、投资和消费的动态乘数效应。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购买对产出的短期乘数较大但长期乘数较小,对消费和投资的乘数值始终均为负值;政府投资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乘数较政府购买要大;成本渠道的存在使得各财政乘数均变小,并加剧了财政政策对投资、消费的挤出效应和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同时减小了财政扩张对产出的刺激。这说明在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来刺激经济、稳定产出时,需要区分并注意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长短期乘数差异,并注意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减少经济摩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地区差异、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

笔者利用跨期优化理论导出实证方程,然后运用1998年~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并分析各地区政府财政总支出及其功能性分类支出对当地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1.地区差异对地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有重要影响。地方财政总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一种不显著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而不同;2.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期,只有西部地区其他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其他地区的其他功能性分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均不显著;在国家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时期,功能性分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随地区不同而不同。     

渐进式改革、双支柱调控转型与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实证为基础，构建了嵌入双支柱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评估家庭和企业两类信贷约束变化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表明，基于不同微观主体的信贷约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宏观审慎政策由强变弱和货币政策盯住产出系数变小能够增强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但同时也会导致所得税和广义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大。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信贷约束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混合型或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等双支柱调控转型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效应，认为家庭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影响极小，但是，如果针对企业的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则必将极大削弱财政政策效果。     

中国政府的债务违约研究(1912-1936年)

政府债务违约属于财政现象,它是政府削减债务的主要方式之一。1912-1936年间中国出现了连续的政府债务违约,其表象是政府连续的债务整理。从内债规模来看,当时债务负担率较低,人均债务负担较轻,社会上存在着吸纳较多内债的潜力;而债务依存度非常高,表示政府财政支出过度依赖内债。定量研究显示,当时的债务市场未能很好地与金融市场整合,不受金融季节波动的影响。定性研究显示,内债高息发行且用于非建设性开支过大,逆向软预算约束的赤字财政政策等政治因素是影响内债不能顺利偿还的重要原因。加上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因素的存在,近代中国政府必然会选择债务整理。     

中国政府债务的金融波及效应研究

在我国金融资金流量表基础上,建立了政府债务变动的净资产和净负债乘数模型、部门关联乘数模型、部门对金融产品影响乘数模型。利用中国2011年国民经济核算实际数据测算了政府债务变动对各部门、各金融交易的波及效应。研究结果既可为研究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一种方法论支撑,也可为政府债务决策提供参考。     

私人消费、地方政府支出与政府偿债能力——基于面板模型的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检验

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存在与否的争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经济增长“消费驱动”的诉求下,财政政策与消费的影响分析更显重要,本文通过加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私人消费的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了“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有效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高下。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力及税收水平时,其经济性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都能提高消费水平,而低偿债能力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却存在挤出效应。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却无法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     

我国财政政策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基于区制转移DSG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区制转移特征的DSGE模型,考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联合动态效应,回答我国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并对我国在不同区制下静态和动态财政政策乘数进行测算,同时对我国2008—2010年的四万亿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1)区制转移模型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应系数结果说明我国在经济高涨期和经济衰退期采用货币政策调控主要目标是产出,对通货膨胀容忍较高,我国财政政策对政府发行债券收入反应非常不敏感,税收与政府支出及产出间关系密切;(2)模型脉冲响应结果说明在不同体制下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均衡的传导是相同的,我国财政政策实施能够使主要经济变量受到冲击后回到均衡状态;(3)对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小于以往学者测算结果,我国四万亿财政政策实施效果模拟显示政策拉动了产出,四万亿投资较好地熨平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意外冲击,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负面效应则是同时挤出了私人消费,通货膨胀加剧。     

经济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有效性

本文估算了中国国家层面和31个省(市、区)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都是影响省级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2)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财政政策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可以作为弥补货币政策效应减弱的政策手段;(3)增强市场信心和缓解信贷约束是财政政策发挥“稳增长”效应的重要途径,且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投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有效工具。     

汇率波动与FDI区位分布——基于辖区间财政竞争视角的研究

为了获取相对的竞争优势,辖区政府会通过策略性财政政策影响砌的区位分布.文章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通过改变辖区政府的财政竞争策略,从而影响FI)I区位分布的实际效应.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弱化FDI流入量与辖区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程度两者的正向关系,此时依靠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基本建设的竞争策略将收效甚微.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基于财政政策强度和结构双重视角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是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条件。利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不同强度的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债务可控三大经济目标有效性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下行时期,低强度的税收政策与宽松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协调组合能够快速地促进经济恢复,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经济过热时期,高强度的税收政策与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协调能够有效地稳定物价水平,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目标;经济平稳时期,高强度的财政支出与紧缩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协调能够实现稳定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和降低政府债务三大调控目标。因此,应根据不同经济时期的政策目标,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持生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的合理比重,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以期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债务-通缩”风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

在高债务和通缩并存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应对"债务-通缩"风险。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单一宽松)应对"债务-通缩"所需的政策力度较大,而且容易陷入政策不可持续的困境。本文通过构建含有高债务和通缩特征的DSGE模型,并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中国化"修正,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双宽松)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并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这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再通胀"效应有助于减轻政府实际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为财政政策创造新空间。而且,积极财政政策同样能产生一定的"再通胀"效应,这会减轻货币政策为实现"再通胀"而需要宽松的力度,从而为货币政策节省空间。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以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陷阱。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影响到财政乘数。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DSGE模型,建立权重可调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渐进转型过程中政府投资、政府消费、投资补贴、消费税、资本收益税和劳动税等六类结构性财政工具调控效果的变动情况。研究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会显著影响财政乘数,且财政乘数随转型进程非线性变动,其机理在于货币政策转型会影响财政冲击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强度。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需要构建高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框架,财政政策应密切关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程,以保证调控力度恰当、效果合意;对财政工具的选择应更加重视结构性减税与投资补贴,以改善民生福祉、激发经济活力;财政调控应有增有减,以维持预算平衡、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 实现机制及动态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财政调整时期的内生划分方法，采用STR模型对于我国1980-2012年间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与动态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是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主要是经由消费渠道发生，而且是通过影响消费者预期产生。二是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条件下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组合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当基本预算余额/潜在GDP小于临界值-0045 0时，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反之，财政支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凯恩斯效应。三是财政政策调整的幅度是居民消费需求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但财政政策调整的组成成分与政府的初始债务规模不是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先决条件。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还有助于改善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操作效率和运行效果。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幻觉"分解与计量检验

在财政支出中,由于公众无法正确识别公共物品价格,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预期幻觉"和"赤字幻觉".这些"财政幻觉"导致公众低估公共物品价格,从而形成公共物品一定程度上的供给短缺,体现在政府投资需求快速增长,最终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当中同时存在"预期幻觉"和"赤字幻觉",为此需要适当降低公共物品支出,注重财政支出的产出效果,以增强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企业债务的经济效应检验*

整体债务问题在中国相当严峻,其中企业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企业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着重研究了研发效应、生产率效应和规模效应,发现企业债务对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皆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虽然在个别方面能起到正向作用,但其主体作用是负的。目前中国的企业债务水平很高,而且负债增长速度也很快,这无疑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且会不断积累高负债引致的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