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契约实施困境——制度成因与经济后果

推行以剩余索取权为核心的股权激励契约是旅游上市公司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逻辑,也是缓解国有旅游上市公司法权上生产资料国有与事实上人力资本私有这一内在制度冲突的有效路径.然而自2005年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以来,A股旅游上市公司仍未突破以年薪制为主导的管理层薪酬契约非效率均衡状态,管理层"象征性持股"与"零持股"现象普遍.本文以终极控制权为逻辑起点,采用Baron和Kenny提出的逐步法,对中国本土情境下A股旅游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契约实施困境的制度成因与经济后果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以年薪制为主导的薪酬契约设计中,管理层低持股困境对旅游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终极控制人产权性质国有和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的金字塔式控股结构是其症结所在.建议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类推进国有旅游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从产权架构顶层设计出发探索国有旅游上市公司改革范本.     

制度变迁是否改善了公司治理效应——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效应及其内在机理。运用chow检验方法,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为结构断点,发现公司治理效应的回归方程在2003—2009年全样本期间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改善了控股股东和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显著改善了非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而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有限。研究发现,对从制度层面研究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也为制度变迁影响经济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管理层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薪酬契约机制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利用股改提供的"自然实验"条件,检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授予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越强,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地减弱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二者的关系在股改完成后不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基于股权的薪酬契约强化了管理者个人财富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倾向于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以化解个人财富的分散化风险,而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改善有助于约束管理者的卸责行为,降低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     

金字塔结构下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金字塔结构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以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两类治理关系普遍存在,对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也从单一治理关系分析框架向两者权衡分析转变。在双重治理关系视阈下,股权激励成为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重要工具。本文在提出双重治理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2006～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及其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于第一类代理问题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未显现,这与控股股东对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有关,股权性质能够对股权激励与控股股东不同效应的体现以及两者关系产生影响。     

股权分置改革的重新审视:一个文献综述

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使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一致,从而减少代理成本,达到保护股东利益的效果。中国自2006年正式颁布法规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进行规范,其实际效果如何?文章以2006年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对实施前后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实施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股东利益情况分别进行研究,得出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全体股东有利,同时并未影响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程度的结论。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2—2014年深交所A股为研究样本,选择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作为被解释变量,管理层是否持股、管理层持股比例、上市公司股权性质等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强弱。研究发现:与没有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相比,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更高;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连锁股东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高管薪酬契约是否有效关系到薪酬激励效果,不仅受到管理层"寻租"的影响,还受到大股东监督的影响.连锁股东因关注投资组合价值的最大化而产生治理协同与合谋两种效应,因此,连锁股东能否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本文以200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连锁股东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促进高管薪酬信息流动和提高监督力度,提升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发挥了治理协同效应.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控股型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均能显著发挥治理作用,但非控股型和非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在高管薪酬契约方面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为全面正确认识连锁股东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连锁股东发挥作用、促进控股型连锁股东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的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债务契约、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

前期文献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对债务契约治理效应的研究认为,国有控股公司在债务契约约束下没有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而非国有控股公司会做大盈余。本文同时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两个方面考察了债务契约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债务水平越高,两种盈余管理程度都越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控股公司负债水平对应计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但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负债水平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显著正相关。这个研究结果是对已有研究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由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使经济活动偏离最优决策而影响公司长远利益,因此这个发现对重新认识债务契约的治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视角,在考察控股程度与控股股东性质交叉作用的基础上,研究股权结构的治理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绝对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无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性质,其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都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高;在绝对控股条件下,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比国有性质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低。研究结论表明,分散化的股权和国有股权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效果相对较差,从而使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高。本文借助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深化了已有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优化研究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初步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然而,现行治理结构仍然存在着缺陷：投资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真正理顺,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此,必须优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即必须引入“金股”,构建多元化股权,激发投资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经营的关注与监督;必须理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各方关系,确保分权制衡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效率和制衡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