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宪政与法治的出路--从市民社会的视角

中国“有文本宪法而无实在宪政”，“有形式法制而无实质法治”，原因何在?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为了加快中国市民社会的成熟，以为宪政与法治铺垫基石。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一步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进一步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进一步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     

转型时期社会文化与行政法治建设的关系

社会文化与行政法治建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着行政法律制度的价值和作用的发挥。行政法律制度的运行也改变着社会文化,生成新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存在着行政法治建设与社会文化不相适应的现象。社会文化与行政法治建设的对接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梳理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行政法治建设之中;二是培育与现代行政法治相适应的文化精神。     

从传统文化视角看我国公民法治意识

我国虽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并未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法治意识。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分析了传统文化影响下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呈现出来的特点，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探讨了其形成的根源。     

论社会习惯在民法中地位与作用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法制建设一直走的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道路，在面临民族国家建立和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下，法律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驱，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受此影响，法律发展往往忽略了本民族的习惯与传统，遮蔽了人们对习惯的认识和研究。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重视社会习惯在法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下的社会价值重建刍议

改革开放多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另一方面,社会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并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建国前的传统中国社会有着自发的运行规则,并不需要上层统治者假手而治,新中国各项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从官方意识形态的神坛掀翻打碎,在形式上儒家思想不再是指导人民各种行为的规范和准则：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又使传统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正是由价值观念与经济发展间的失衡所致。社会价值的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提出社会价值重建的具体举措会显得大而无当,而对传统社会价值作出建设性的检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重建原则才是具有建设性的。     

“零星工程”与契约社会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社会”实质上就是法治社会。建立法治社会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社会”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中国进行了将近30年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我们认为，改革与发展的继续深入，既是现代契约社会的构建过程，也是“零星工程”思维实施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零星工程”式的改革有助于建造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社会，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东亚人权法治:寻求儒教语境下的人权共同体——兼析东亚域际公民社会共同体的联结

儒教的和谐既是价值又是规则,它支撑了前近代东亚各国国内的差序社会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朝贡格局。由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存在诸多不足,而传统儒教的和谐思想难以为东亚共同体提供制度构造的资源,东亚地区必须改变单纯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寻求共同体构建的思路转而谋求地区各国公民社会的联结,从而为东亚共同体寻求结构性的域际公民社会基础,而东亚人权法治则是这一基础必经的法律环节。东亚人权法治是弥合东亚各国公民社会的断裂进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域际公民社会所必需的法律环节。东亚人权法治与域际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能为东亚共同体的安全与和平以及贸易与投资提供结构性的稳定社会共同体。     

试论公共政策法律化的限度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共政策与法律皆不可或缺.饱经法律虚无主义的中国社会,在走向法治主义的进程中难免出现泛法治主义的倾向.公共政策法律化虽然是政策发展的趋势和法治社会的要求,但并非所有公共政策都可以且都能够实现法律化.公共政策法律化应当有其合理的限度.     

什么决定了法律的评判

谈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时,汗牛充栋的法学理论令我们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什么才是我们需要的法治?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有着不同程度的分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刊开辟《走进法律》专栏,诚邀法律界才俊,从现实中各种琳琅满目的法律现象出发,择其要害而试作阐发,希图沟通国家与社会关于法治的理解,建设以社会和谐、社会本位为价值依归的法律文化。     

论“无讼”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中,如何将本土资源融入其中,一直是学界和学者思考的问题。其中,由天人合一、和谐大同理念演化出的无讼观便是中国最富有代表性的本土资源之一。笔者试图用理顺——理解——理清的路径对无讼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的功能这一问题进行层层剖析。剖析的目的在于探求无讼思想的真正含义,包括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的含义,与之对应的便是对无讼实现的途径进行同情式的理解。这样,既有助于我们理清无讼、法治、和谐社会三者间密切的关系,又利于我们纠偏传统无讼思想的一些局限性,以达到古为今用,理论创新的目的。     

论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培植

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相信和尊敬,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转型时期,我国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律信仰缺失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治建设。必须通过实现司法公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立法质量等途径,加强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培植。     

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民主法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执政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当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其中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应当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民主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论法治社会的非制度性生成机制——法治精神的塑造与培育

法治社会的成功构建，不仅取决于健全的法律体系，更依赖于法治精神对普通大众的广泛渗透。远观世界法治建设历程，可以发现，没有法治精神的滋润，良好的法律，设计精良的制度也会走样甚至形同虚设。近视我国法治建设现状，我国的法治建设最缺乏的也就是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为了更快地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我们就必须培育法治社会所必需的法治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信仰探析

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欠缺法律信仰生成的土壤，我国传统社会根本不存在法律信仰。而事实上，我国传统社会是存在法律信仰的。不过在信仰程度、信仰方式上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信仰是一种伦理价值型的法律信仰。     

和谐社会视野下弱势群体问题探析

关注弱势群体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健全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等措施,有效解决弱势群体问题。     

从和谐社会的构建透视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是人民的意志，而且也升华为执政党的主张。在这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如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的根源。自由与和谐是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社会价值，我们应当从法律制度层面加强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创造社会自治机制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服务社会型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建设研究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如自身管理混乱、经费不足、当事人不信任等问题。要完善相关立法、引进实习律师或高年级取得律师职业资格证的学生、规范其设立程序、确立双层管理体制及与社会组织合作等,以建设服务社会型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论审计风险的异议与协调

从安达信到中天勤人们开始质疑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质疑他们的公信力度,甚至质疑他们是否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审计人员好像面临着空前的风险压力,实际上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本文主要就注册会计师、法律界和社会公众分歧谈点看法.     

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

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激发了企业创造的热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近年来出现的"安吉案"等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要求国家要在立法把关、司法实践和执法环节对此行为进行规制,使这项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