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研究

本文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否有效的问题。我们通过对国企民营化进程的考察来对此问题作出经验解答。根据世界银行一份对中国五个城市、覆盖六个行业的近300家国有企业(SOEs)1996—2001年间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1)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优先被民营化;(2)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民营化是富有成效的,尤其是提高了销售收入,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并最终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而且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问题;(3)由民营机构控股、彻底民营化的企业比那些仍然是国有控股、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更好。     

浅谈改制企业离退休老干部的管理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一些企业的经营性质，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给离退休干部的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将离退休干部的管理工作与企业改制相结合，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我国创业企业研发投资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以2009—2011年我国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等角度,实证考察了其R&D投资的经济绩效。结果显示:创业企业的R&D投资整体上并未呈现出积极的经济效果;R&D投资的经济效果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制造业创业企业的R&D投资对其经济绩效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具有滞后性;信息技术业创业企业的R&D投资对其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经济绩效均未产生积极影响,表明信息技术业创业企业的R&D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非效率行为。     

激励理论在中小企业改制中的实证分析-浙江省临安市企业改制模式的比较

改制对于我国国有、集体企业来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方法，对于经营者来说，明晰产权是最大的激励。浙江省临安市自1997年初对全市范围内集体、国有及合资企业国有股进行改制。至2001年5月共有55家企业第一轮改制完毕。按市工业发展总公司的要求，应该参加改制的企业，只有一家尚未完成。从激励角度，改制模式归纳为企业全体员工参股、主要经营人员控股、     

公司治理、企业经济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笔者以深、沪两市制造业2005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与资产规模负相关,与是否两权分离、净资产收益率无明显相关性;国有控股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较差;每股收益与政府所得贡献率正相关,而与供应商所得贡献率负相关.     

谈企业改制基金管理的难点与对策

国有企业改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二十年实践证明，通过改制能够促进企业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保持企业的活力和生命力，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有效保护国有资产。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关系，我国企业改制难以彻底。     

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5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构筑IS-LM模型,本文测算了我国的各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乘数,以量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对公司会计业绩和股票报酬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显著影响公司会计业绩与股票报酬,但不同的经济政策对会计业绩和股票报酬的影响不尽相同;另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了经济政策因素后,经济增长并没有和公司业绩相背离。本文的发现为诠释我国股市是否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转型经济中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实证研究

对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创业导向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的资源禀赋对该关系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发现：对于当前处于内外压力下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而言,积极的创业导向更能提高企业的绩效;积极创业导向与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还受到企业资源禀赋的影响,即高的资源禀赋能够强化这种关系,而低的资源禀赋则会削弱这种关系。     

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1998至2003年间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来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我们不仅考察了改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而且考察了改制对企业社会效益指标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分析了改制影响经济效益的渠道、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差别、以及改制效果的可持续性。本文的主要发现是:改制后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并且主要来自于代理成本的降低,表现为管理费用率的下降;改制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成本,但和国际经验相比程度不是很大;国有控股改制社会效益较好,而非国有控股改制经济效益较好;改制效果在一定期间内持续。     

国有股权、经营风险、预算软约束与公司业绩: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本文首次采用分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的复杂影响。我们发现:在经营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超过了行政或政治干预公司经营的消极作用;而在经营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以上作用没有显著差异。源自国有股权并受经营风险影响的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预期损害了所有公司的业绩。与经营表现较好的公司相比,在经营表现最差的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以及国有股权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预期的消极作用都更为显著。虽然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净效果在所有上市公司中都为负,但在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里负面作用最为突出。政策含义在于国有股权的调整应当从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开始。     

转轨经济中的所有权与竞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分析市场竞争和所有权结构对其产出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所有权集中度与公司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 ;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产出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 ,而且这种正向影响只有在股权分散和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中才较为显著。因此 ,可以认为市场竞争和所有权结构在强化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互补关系     

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关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项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套独特数据 ,从企业退出这个角度探讨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相关因素 ,尤其是企业的效率因素、企业负债和所有制性质 (或行政隶属关系 )对退出的影响。本文的基本发现是 ,效率高低日益成为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 ,这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 ,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另一方面 ,企业负债也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 ,企业净资产负债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退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国有企业总体上不受其影响 ,而且行政隶属关系越高 ,所受影响也就越小 ;但净资产负债率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的压力。这说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消失。我们的研究还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     

政府管制负担、融资约束与企业增长——基于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我国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使用联立方程组控制融资约束、投资规模和企业增长之间的内生性,检验政府管制负担对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管制负担和法律保护程度都对企业增长产生影响,并且政府管制负担的作用力更强;政府管制负担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而且降低了企业投资规模,这都会抑制企业的增长速度。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经济管制时,要以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否则,不但不能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且会抑制企业增长速度。     

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与区域经济绩效——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争和行政权力所带来的地下经济收益,都会导致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出现。地区性行政垄断变量因而会受到GDP、地方财税水平等政绩指标和企业经济指标的影响,并在OLS回归估计中表现出内生性问题。文章构建了一个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以工具变量法对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区域经济绩效及其内生性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地区性行政垄断损害了4个方面的区域经济绩效——生产效率、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由于地区性行政垄断这种地方官员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经济系统,以往常用的OLS估计可能会低估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危害性。     

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源管理影响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以沪深两市生产制造型企业为对象

本文通过采集我国沪深两市56家生产制造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绩效数据,利用相关分析与层级回归分析,研究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揭示,人力资源管理的管理哲学、扮演角色以及职能表现,都与企业绩效显著关联;人力资源管理所扮演角色以及职能表现的引入,均能显著增强回归方程对企业绩效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