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家庭消费性支出——基于保险和社会网络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2家省级分公司的业务数据,以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而非保额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了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促进作用的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工具变量法,以2SLS和GMM法估计有效地解决了出口额和保费间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出口信用保险对中国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具有较强的“逆周期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对中部地区出口的边际促进作用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促进作用还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发展到特定水平,越过某个门槛后,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甚至发生质的飞跃。对赔付率低且稳定的中西部省份,保险人应实施积极的承保策略,以更有效地促进出口。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支持出口必须将支持力度提高至一定的水平,否则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商帮文化、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仍有很大进步空间。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办公地与商帮发源地之间的最小距离来衡量企业受商帮文化的影响程度,探讨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受商帮文化影响程度越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法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这两种正式制度弱化了商帮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正式制度与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通过对商帮文化的进一步细分,发现相较于血缘为主的商帮,地缘为主的商帮文化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本文研究有助于让社会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通过充分发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来促进企业承担和披露社会责任。     

农村民间金融运行机理的内因——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

农村民间金融借贷高发率是不争的事实,其产生的正面影响正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民间金融运行机理的内因,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以往学者分析的结果给人的表象是观点各异,事实上分析的基本都是外因而非内因.本文以中国农村所特有的非正式制度为研究的视角,构建"独立国"的假设,从理论上阐述农村民间金融运行的内在原因.     

再谈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基于非正式制度对保险的影响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因其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而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我国若全面推行该模式将遭遇一些阻碍，本文将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探讨是否应该在我国全面推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     

基于我国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在经济领域,多数经济变量尤其是宏观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但是由于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规律使得某些特定的经济变量的线性组合却常常是平稳的。依据上面的协整与误差修正分析理论,可知这些经济变量之间就有存在着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利用1994年到2000年的数据验证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与误差修正模型。     

基于分层整群抽样的江苏省农村家庭支出中食物支出的比重研究

本文选取其中的江苏省农村居民每月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这一指标。应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并和单一整群抽样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分层整群抽样的精度要大大高于单一整群抽样。最后,文章就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问题给出了一些建议。     

非正式金融的形成机制分析——基于农村社区的研究视角

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发展历史都远远悠久于正式金融制度,正式金融制度都是在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出来的。研究最初的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形成和起源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     

长期照护保险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预防性储蓄等理论,运用双重差分法,依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考量长期照护保险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长期照护保险使得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总体提高了5.2%,这种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消费、日用品消费、通信消费中,对文化娱乐消费和衣着消费影响不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收入高以及过去一年内有住院经历的农村家庭受长期照护保险政策的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表明,预防性储蓄、居民健康和代际经济支持是长期照护保险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途径。鉴于此,应通过扩大城乡试点范围、建立多元筹资渠道、构建服务供给体系等方式,推动长期照护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     

劳动力流动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并且这一结果在更换模型估计方法与核心指标度量方法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北方地区家庭、低人力资本家庭以及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亲缘关系、父辈禀赋、外部身份与社会地位等维度下,劳动力流动对低社会网络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更大。     

财政教育支出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网络空间结构的分析

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财政教育支出对农村减贫的空间关联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空间关联上呈现出复杂、多线程的网络结构;区域间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与农村贫困联动矩阵呈现显著负相关,区域间技术发展水平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农村贫困联动矩阵呈现显著正相关。加强我国农村贫困的治理,需要考虑财政教育支出的空间关联作用,实施定向的、梯度推进的区域协同策略。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的维度北大核心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等回归方法,检验作为正式制度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网络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均能显著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矛盾,总体效应明显,但对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农户群体的结构效应不显著;第二,农户家庭的社会网络在农村金融和收入分配中发挥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其信息传递和风险分担功能有助于缓解农村信贷约束,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但信贷资金分配向社会网络资源丰富的高收入农户群体倾斜,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矛盾改善的缓解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要增强对不同层次收入农户群体的针对性和可及性,着重服务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村普惠金融在数字化进程中要注意保持“乡土”特色;数字普惠金融在善用农村社会资本和避免村民社会网络的逆向影响中需要仔细权衡,力求达到最优效果。     

声誉制度、非正式约束:信用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天津农村合作银行信用共同体模式的案例研究

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信用共同体在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建立的信用共同体为例,介绍了信用共同体的基本模式和特征,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指出信用共同体的核心是声誉制度,其产生和发展源于我国制度不健全,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和局部性。从长期看,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难题。     

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实证研究——来自于31个省市1993～2012年的统计数据

本文基于反映消费和收入变动趋势的多变量动态面板模型,运用stata12.0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自1993²012年间农村居民消费及可支配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农村居民来说,过去的消费习惯对其当期消费影响显著。因此,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改变农村居民传统消费习惯对促进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意义。     

农村金融需求的非正式制度制约因素分析

制约农村金融需求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分析(一)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着农村金融需求。对甘肃省礼县的调查显示,贫困地区农村金融需求构成中,生活性借款比重较大,占比达到48%,一方面说明农户购买力过低,生活压力大,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生产经营性金融需求不高。农户及其借款行为带有明显的小农经济特色,农户拥有的财产、受教育程度和村镇富裕程度对金融需求影响显著,而且农户借贷偏好年利率低、担保抵押少、决策时间短、满足程度高和期限灵活的借贷资金,具体表现为农户对政府救助性资金的需求优于金融     

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作为新的制度安排,小额贷款公司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得到快速发展。本文以制度经济学制度框架分析为工具,结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实际考察情况,就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现状及其整体特征进行论述,然后从制度安排三要素出发讨论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新疆多民族地区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研究——以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庭为例

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前新疆一些地区孩子上不起学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如今家长希望孩子受到良好教育的意识逐渐增强,孩子在学校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更加希望孩子能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因此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就给孩子报各种特长班或者是各种辅导班,让孩子成绩提高拓展课外知识的同时,家庭校外教育的支出的费用也在逐年增长。家庭校外支出包括辅导训练费用、教育用品花费、兴趣爱好的培养以及为了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支出的择校费。这些支出的费用一般是在义务阶段和高中阶段。     

社会网络、商业健康保险与家庭医疗负债

购买保险从法律的角度看,就是签订互助契约,以保险费的投入换取在意外发生时获取互助金的行为。换句话说,保险是个人或群体分摊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一种资产配置行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体通过人情往来巩固与其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类似一种契约,希望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可以为其提供.     

家庭灾难性照护支出：概念、测量与价值的初步探讨

在特定时段内,家庭照护费用支出在家庭可负担能力中的占比等于或超过一定的阈值,即表明家庭发生了灾难性照护支出。学术界尚缺乏关于家庭灾难性照护支出概念和测量的研究。本文参照医疗领域的灾难性卫生支出,构建并阐析家庭灾难性照护支出的概念和测量框架。其中,家庭照护费用包括因照护而发生的直接经济成本和间接机会成本,家庭可负担能力则综合考虑家庭的经济负担能力和照护负担能力。家庭灾难性照护支出的概念和框架提供了全面、整合的照护负担评估方法,纳入家庭照护者的机会成本,考虑应然状态下的照护需求,可作为更好的政策参考和识别标准。同时,对促进家庭照护回归、扩展和破解健康贫困、在相对贫困话语体系下重新认识政府在长期照护中的角色,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非农就业、社会网络与农村家庭正规借贷--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

解决好农村家庭贷款难问题是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非农就业与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正规借贷的影响,探讨了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同时考虑了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务工型”非农就业抑制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中部抑制作用最强;“创业型”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东部和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增强了“创业型”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正规借贷的促进作用,且西部作用更强。据此,在制定农村金融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非农就业的异质性、社会网络的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异质性以及如何激发正规借贷需求。     

自我信贷配给、农村家庭财务能力与非正规借贷——基于江苏省495户农村家庭的调查

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自我信贷配给农村家庭财务能力水平与其非正规借贷规模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具有自我信贷配给特征的农村家庭,家庭财务能力与非正规借贷数量显著正相关;其中财务能力较低组农村家庭,其财务能力与借贷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财务能力中等组农村家庭,其借贷规模受到财务能力的正向影响;财务能力较高组农村家庭,其借贷规模受到财务能力的正向影响越大.从而验证了我国农村“越穷越借,越借越穷”与“量入为出,不愿负债”并存的现象.因此,加强农村金融知识培训与普及、引导农村居民形成理性财务思维,提高农村家庭财务能力将有助于农村家庭更好地通过使用非正规借贷优化家庭财务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