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判断规则的理论与实践

商业判断规则是肇始于十九世纪的一项判断董事责任的基本规则,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已经日臻成熟.文章认为商业判断原则不是通过各因素逐一判断董事行为是否符合注意义务的实质判断标准,而是用来反对法院随意通过司法手段审查注意义务的一个基本假定.这种假定认为,除非原告可以预先证明董事等公司管理人员违反了商业判断规则中的“善意”假设,否则法院不能对其决策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从我国对待商业判断规则应有的态度来看,我国应通过立法与指导案例并存的形式,积极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并对董事信义义务加以规定,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董事责任体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论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

董事作为公司的业务决策者,对公司负有忠实与勤勉义务。对董事是否履行了对公司的注意义务,其判断标准的宽严将直接影响董事的任职风险。源于美国的商业判断规则在各发达国家已得到普遍适用,已成为认定董事注意责任的一个重要规则。但在适用商业判断规则时,需注意平衡董事的任职风险与股东利益,否则,董事要么在注意义务的约束之下变得畏首畏尾,要么商业判断规则就成了放纵董事过错的一个借口。     

我国应引入商业判断规则

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了董事的勤勉义务、赔偿责任以及责任追究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董事承担经营失误责任的几率大大增加。我国应引入国外法上的商业判断规则限制董事的经营责任,以保护董事充分行使其经营决策权。     

美国商业判断规则：基于风险偏好和高管信义义务利益冲突的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作为公司治理方式之一的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问题，重点探讨在公司风险偏好和高管信义、义务冲突与利益角逐状况下，如何实施商业判断规则。本文的视角主要是美国的商业判断规则司法适用问题。从最初的“理性人”标准到独立的“善意”标准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是：最终的规则是要达到一种平衡。目前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给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权利和追责机制，提出了新的思考。     

2014中国零售论坛 重构商业规则

正~~     

重构商业规则

正零售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转型、提升迫切需要确立新的规则,这也意味着新格局的演变、新生态的形成和新机会的到来。从"顾客是上帝",到"以顾客为中心",理念没变,变的是模式。移动互联时代,顾客需求倒逼零售转型。从渠道为王,到产品为王,传统商业逻辑已被颠覆。掘金上游产业链、开发自有品牌、调整采购模式,其实都是为了确立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无论是零售新玩法,还是换个姿态面对顾客,最终还需回归商业本质。     

知识经济、边际效用递增现象与新商业规则

针对知识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具体分析了造成边际效用递增的两种原因，即重复性需求、交叉性需求。在这一基础上，以软件产业的的定价策略为例，说明了边际效用递增律给原有商业规则带来的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对经济理论框架的重建所提出的要求。     

规则意识与宗教源流

公民规则意识的强弱与否 ,是衡量一个社会繁荣、进步与文明的重要标志。规则意识的培养与确立 ,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西方宗教的道德戒律曾为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则意识的确立助了一臂之力 ,而中国的儒家学说却起着较明显的阻滞作用。中国的入世 ,使我们规则意识的培养面临更迫切的现实性和紧逼性。     

浙商现象与商业规则

正浙商走遍天下,最重要的不是技术领先,而是锲而不舍的销售精神。零售企业要有理念、有机制,也有手段重塑商业规则,让客户的利益得到保障。2014中国零售业论坛在杭州开幕,浙商相当于是主场,我就以浙商故事为例来做一些个人的分享,与大家一起探讨。我先说两个浙商现象:第一,在浙江有两个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一个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实体商业为代表的传统销售模式;另一个     

主论坛|重构商业规则

正全球化演进、科技进步、市场饱和以及消费者预期空前提高,这一切迅速而深刻的变化,让零售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转型、提升迫切需要确立新的规则,这也意味着新格局的演变、新生态的形成和新机会的到来。商业的本质在于交换,不能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欧盟国际投资规则的源与流

欧盟在其近年来的国际投资协定谈判中,提出了不少对国际投资规则进行革新的内容。中国为应对将来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除了分析欧盟国际投资规则本身之外,更应该对欧盟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与发展趋势有清晰的把握。欧盟投资规则的形成受到《里斯本条约》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欧盟法院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欧盟的国际投资规则发展面临着一致性问题的影响。欧盟如何协调内部投资规则的冲突,如何协调欧盟与欧盟成员在外部的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主体地位等问题都将影响着欧盟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更影响着中国应对中欧双边贸易投资规则的谈判策略。     

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之辨析

一系列会计丑闻促使社会各界深刻反思美国财务报告制度、会计信息披露和会计监管存在的缺陷,并引发了会计准则的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两种制定模式谁是谁非的大讨论。笔者试图对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会计准则模式的特征和优缺点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与分析,以便为原则导向和规则导向的取舍提供理据上的支持。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验证与未来走势判断——基于经典货币政策规则的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麦卡勒姆规则原式和泰勒规则原式对当前及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进行了检验,并对下一步走势进行了分析判断。结果表明,两种规则均能很好地衡量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政策调控具有较强的指示价值。通过对当前实际值与规则值的比较以及领先期规则值的计算分析,文章认为前一阶段稳健货币政策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前货币条件较为适中,紧缩周期结束,但短期内政策放松的条件并不具备。下一阶段政策或有微调,但稳健取向不会改变。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之比较研究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将金钱、利润主导的商业行为、企业行为引向文化主导商业与企业行为。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一字之差引出两者更多的区别和不同，包括时空、主体及内涵的区别。研究比较二者便于更好地培养、塑造商业文化、企业文化。     

论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与会计职业判断之关系

近几年我国企业(特别是部分上市公司)执行原有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实践来看,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与会计职业判断之间似乎是一对矛盾,但从会计学的本质上却能揭示出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日趋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会计摆脱不了职业判断,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有赖于客观、公允的会计职业判断。并且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的会计准则体系下必须注重健全法制和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才能有效制止利用会计职业判断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     

商业贿赂犯罪刑罚立法之检讨与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是根据贿赂所发生的领域而形成的仅具学理意义的概念,而非规范意义上的独立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存在以死刑超量报应、过分注重功利目的、计赃论罪、忽视配套刑罚措施整体适用效能的问题。要提高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有必要在充分检视其刑罚配置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完善。     

CPTPP国有企业规则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延续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国有企业议题单独成章的做法,并设置了较私营企业更严格的条款：重新定义国有企业以增强规制的针对性（重点针对中央一级政府所有或控制的、从事商业活动的大型国有企业）,扩张非歧视原则（不仅包含最惠国待遇,还包含国民待遇）以强化国有企业的义务,将商业考虑原则作为国有企业的一项独立义务,扩大国有企业补贴规则的适用范围、明确国有企业作为补贴主体的适格性,设定更全面更高标准的国有企业透明度义务。CPTPP国有企业规则及其背后的竞争中立原则与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目标一致性,但由于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较少考虑国际市场的制约因素,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未能实现良好衔接,申请加入CPTPP则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快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双重契机。应优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减少政府对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干预,清理不合理的补贴政策,促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制接轨;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谈判,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争取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并推动国际经贸规则朝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