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投资、债务结构与治理效应——来自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过热问题引发广泛关注,那么房地产企业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开发行为,政府紧缩信贷的调控政策又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以2006～2010年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投资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进一步通过债务融资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债务融资总体上对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其中银行借款不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反而与过度投资呈正向关系;商业信用能有效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     

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过度投资行为与治理机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以2002~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因素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它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现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对这种非效率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也对如何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一定启示意义。     

公司治理结构与多元化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对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对多元化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多元化程度显著负相关;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负相关,但不显著。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和两职合一状态与多元化投资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相关性不显著;资产负债率与多元化程度正相关,但不显著。     

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外部审计监督——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所有权结构作为公司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从审计需求和审计供给两个方面对所有权结构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从审计的需求方来说,当第一大股东壕沟防御效应越强时越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减少代理成本;从审计的供给方来说,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较少考虑到上市公司所存在的代理问题,即当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时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很大。但相对非四大来说,四大审计事务所在审计时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市公司所存在的代理问题。因此,本文认为目前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是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但整个审计市场质量还不高,还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     

大股东治理与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呈一种倒“N”型的曲线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2）非国有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更有力;（3）次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发挥大股东的激励效应,抑制大股东的防御效应,特别是当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时。     

债权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债务规模、债务期限、债务来源三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的债权融资治理效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债权融资没有发挥应有的治理效应;长期债务和企业债券融资的治理效用是显著的,而商业信用融资与银行借款均不能对上市公司经营者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     

债权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紧缩货币政策下债权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我国债权治理效果整体呈现不确定性,不能显著抑制上市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债权各构成部分的有效性不一致:商业信用的治理作用显著,但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的治理作用不明显;短期债权的治理作用显著,而长期债权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紧缩货币政策下债权治理效果均得到增强。因此,可通过加速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和推动银行业改革、规范货币操作以提高我国债权治理有效性。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09年连续5年可获得相关信息的579家沪深上市非金融公司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共2895个观察值)为研究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混合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审计定价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1)与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没有偏离的公司相比,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存在偏离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审计定价;(2)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偏离度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3)与终极控制股东是非国有的公司相比,终极控股股东是国有的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     

股权性质、治理结构与制造企业服务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探讨制造企业服务化影响因素时,忽略了公司治理因素的作用。利用2013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从不同的控股权性质出发,实证检验了管理层个体特征、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激励和股权集中度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的服务化水平和公司治理结构有显著差异,同时管理层个体特征与服务化水平无关,后三个因素对服务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但在不同的控股权性质下,影响作用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绩效存在影响,公司治理与机构投资者存在内生性。本文选取中国2003～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和二阶段回归法,对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正相关,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公司治理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机构投资者偏好政府控制企业和绩效好的企业。研究为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绩效提供了理论参考。     

非执行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了非执行董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并分析比较了非执行董事当中控股股东董事和非控股股东董事对过度投资的监督作用。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包括控股股东董事和非控股股东董事都对过度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两职合一与两权分离两种情况下非执行董事,特别是控股股东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而非控股股东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受限制。     

管理层股权激励是否降低了公司过度投资——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有效性及内在机理。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为结构断点进行Chow检验,发现股权激励治理效应回归方程在2003—2009年全样本期间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股权分置改革改善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减少了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对国有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影响显著,缓解了公司代理问题,但是对非国有公司没有显著影响。上述研究对于解决国有公司过度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资本结构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判断和决策时往往受到心态和情绪的影响。企业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表现出的超出一般自信水平的非理性状态称为管理者过度自信。本文试图探讨非理性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的融资结构相关关系。在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31家企业2012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反向关系,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其资本结构越偏向于权益资本。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上司公司过度投资的问题越发凸显出来。上市公司把大量资本集中在净现值为负的领域,不仅浪费了宝贵的资源,而且使得公司价值下降,危害到了投资者的利益。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动因分析,从而提出抑制过度投资的防范措施。     

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分析

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过度投资问题或投资不足问题都是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过度投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都对企业的持续经营产生了不利影响。鉴于国有企业较一般的企业有其特殊之处,本文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分析了导致管理层做出过度投资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分析

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过度投资问题或投资不足问题都是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过度投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都对企业的持续经营产生了不利影响。鉴于国有企业较一般的企业有其特殊之处,本文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分析了导致管理层做出过度投资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创业板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原因分析——以三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自开板以来,创业板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现象就普遍存在。过度投资不仅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本文选取三家有代表性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对过度投资背后的动因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EVA考核提升了企业价值吗?——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资委于2010年开始在中央企业推行EVA考核,目的就是促进企业由利润管理转向价值管理,实现企业价值不断提升。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主板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EVA考核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后果,并进一步地从管理层投资决策行为视角,探究了投资效率在EVA考核对企业价值提升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EVA考核确实提升了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EVA考核目前主要是通过抑制过度投资进而影响企业价值提升的。     

信贷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1—2010年846家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构建了企业资本结构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模型,研究了信贷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及其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信贷政策作为宏观金融供给层面因素显著地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并且对流动负债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长期负债。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其次为存贷利差的利率结构政策和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进一步地,资本监管制度变迁促使企业调整资本结构的速度最快,存款准备金政策次之,利率政策下的调整速度最为缓慢。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分析——以猴王集团为例

过度投资是一种非有效的投资行为,可降低公司价值,进而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以猴王集团为例,通过对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规范其过度投资行为的策略,以构建更为合理的投资行为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