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及传导路径分析

通胀的内部主要传导路径是流动性过剩导致资本价格上涨,推动劳动力工资、原料、服务价格的上涨,进而引发了成本推动型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外部传导路径则是美元贬值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过贸易进口以及比价效应传导至我国。现阶段,政策应该着眼于对整个通货膨胀的传导过程中的主要环节进行调控和管理,从而合理的引导通胀预期。     

国际谷物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运用有向无环图(DAG)方法并结合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国际大宗谷物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传导途径及其效应。研究发现,国际食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消费物价水平和工业产出的传导途径不明显,其波动只能直接传导到国内的农副产品购进价格,进而直接或间接通过影响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传导到国内消费物价水平,为中国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评估

2010年一季度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不断提高,主要是由预期因素、劳动成本提高、交易性货币供给增加和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推动的。从发展动态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和货币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趋于上升,劳动成本对城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小幅度下降。     

中国银行业资本扩张的顺资产价格周期性——兼论其货币政策意义

通过分析微观层面的中国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发现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增速存在顺资产价格周期性,且这在中、小型银行、资产价格危机期间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层面利用FASVAR模型检验了银行资本扩张的顺资产价格周期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在中国是存在的,即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产价格来影响银行的资本约束和资产扩张,最终传导给实体经济。此外,发现货币数量通过这一渠道的作用强于利率调控的作用。     

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思路与建议

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任务没有完成,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对利率调整的反应不够敏感。资本市场发展处于初期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资本市场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不甚明显,利率和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比较有限。虽然初步形成了多种货币传导渠道,但仍然以信贷渠道传导为主。因此,信贷渠道是否健全、通畅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从改革方向来     

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研究——以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为界

本文利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汇改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效应。结果表明:汇改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若升值1%,22个月后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和20个月后消费者价格分别下降0.746%和0.252%;从历史分解的结果看,2008年1月至2010年2月期间,人民币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货膨胀有比较显著的解释力。此外,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且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国内的需求过盛,可能是出现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存现象的重要原因。     

股票价格、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研究——基于我国1997-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方法分析了1997年1月至2011年6月我国股票价格、GDP、通货膨胀率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股票价格对通货膨胀的效应为正向,即股市上涨能带动通货膨胀水平的上涨。股票市场对GDP的影响短期内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长期来看,则是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占主导;同时,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股票价格均有影响,但影响均不显著。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利率变动导致货币供应量和股票价格发生变化。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着通货膨胀,也一定程度影响利率和股票价格。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发现,中国人民银行紧缩性的利率政策并不能抑制股票价格上涨。增加货币供给短期内能够推动股市上涨,但长期对股市仍没有效果。     

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研究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改制以及资本账户开放改革进程的加快推进,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与利率、汇率之间的时变和互动关系,并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三者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不同时间阶段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改制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等对中美利差、汇率波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利率对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渠道相对有限;汇率对利率的传导受阻,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较为顺畅;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传导相对较弱,而对汇率的影响十分显著。可见,在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三者相互传导过程中,利率渠道最为不顺畅。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渠道受阻,除了因为我国利率的价格机制作用有限和资本账户管制外,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汇率日波动受限从而削弱了利率对汇率波动的传导效应,并使得"非平抛利率平价"曲线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为了避免由于难以控制的资本外逃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应该遵循如下改革顺序: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资本账户开放。     

需求拉动,还是投资推动——基于新一轮通胀周期的实证研究

对通货膨胀及其成因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与政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我国1997～2009年新一周期的通货膨胀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月度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格兰杰因果关系走向是CPI影响PPI,即价格传导走向是自下而上,而不是相反。这也就是说,总需求的扩张仍是此阶段通货膨胀的根源,所谓结构性通胀、输入型通胀等非典型通胀的解释得不到实证支持。研究还发现,在解释现阶段通胀中,供给价格弹性和巨型经济体是需要注意的两个因素。     

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分析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作用小、见效慢,表明其传导机制效率低。现有研究大多是从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途径以及非货币资产价格传导途径上找原因,认为利率尚未市场化、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滞后是货币政策有效的重要制约因素。但从我国现实来看,要解除这些制约因素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因而信贷渠道仍然是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     

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趋势与影响

未来三到五年,受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及各国经济实力变化等影响,国际金融环境仍将“动荡不定”.主要表现为危机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大宗商品价格难以预料,短期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国际主要货币币值有竞相贬值之虞,国际货币体系日益走向多元化.我国既是影响国际金融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因子,也是其重要作用对象.由于全球性资金富裕,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将会明显改善,但是国家所面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热钱”冲击将加大.对此,我国既要继续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又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密切跟踪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热钱”走势;同时,利用好海外融资渠道,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合作,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服务.     

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通过膨胀越来越易受国际输入型因素的影响。因此,首先通过对各学派所形成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货币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派、小国开放模型以及结构论四个理论进行梳理,并对国际贸易渠道、资本流动渠道下的传导机制以及汇率传导机制加以评述。基于此,吸收了国内外学者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理论及实证研究的重要成果,梳理成文献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

2002年以来,人民币出现了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的现象。在国际美元贬值和国内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这一货币现象得到了强化。当然,这一货币现象是实际经济运行的反映。主要线索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强势增长,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带来巨额外汇储备,并进而推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而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这对于宏观经济平衡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都是一场新的挑战。     

中国通货膨胀驱动机制的货币主义新范式

现阶段中国的通货膨胀多被认为是结构型或者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货币扩张背景下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的根本性驱动因素。本文分析框架基于莫尔兹（Meltzer）新货币主义学派的资产市场均衡理论,并结合存在供给与需求双向结构性失衡的拓展AS AD模型。本文认为,非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机制与长期利率管制是我国货币扩张通过房地产价格向总体通货膨胀传导的金融制度基础。从通货膨胀治理的制度性安排来看,突破以需求管理为主导的现有模式,把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管理作为基础是当前更值得考虑的制度性抉择。     

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条件变化及应对策略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实施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就业压力趋缓;国际收支顺差收窄,外汇占款下降;货币供给同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联系显著弱化。传统货币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过程中表现捉襟见肘,而持续的工具创新为新常态下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应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强化政策利率变动对融资成本的影响;拓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以货币精准投放替代全面宽松;善用"窗口指导",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常态化机制,提升货币政策实施透明度。     

利率变动与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的成本渠道传导机制是近年来货币政策传导领域中提出的新观点。成本渠道传导机制表明,厂商受到利率紧缩冲击时,产品的边际成本会上升,产品价格上升。因此从成本渠道的角度看,利率紧缩冲击是可以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通过对我国1997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利率冲击通过成本渠道对通胀的影响是显著的。以控制通胀为目的的利率政策,其效应会因成本渠道的存在而被部分抵消。     

资本市场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分析

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其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功能日趋重要。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市场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两个阶段,进而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程度,以及q值渠道、财富渠道、流动性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的传导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是十分畅通,对宏观经济的加速推动作用仍然有限,并且抗外界环境干扰的能力有待提高。为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传导机制,本文最后提出了若干建议。     

利率与汇率的价格效应及政策协调研究——基于货币稳定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程度加深,利率波动和汇率波动呈现出显著的联动性,使得协调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必要性加大。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利率和汇率对价格水平有明显的政策效应,但利率的负价格效应显著小于汇率的负价格效应,汇率对稳定物价水平的作用效果迅速且强度大,并且,我国物价指数呈现价格链传导特征。建议货币当局应协调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调整幅度和节奏,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保证货币稳定。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分析框架,首次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估计了中国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检验了市场化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结果显示:(1)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但相比净现金流系数,企业投资受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小;(2)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较为敏感,而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不敏感;(3)市场化改革显著弱化了各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各类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中国目前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的重点环节在企业投资,双轨制的利率模式和管制利率的低估扭曲了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并创造了资金套利空间,加重了资金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货币政策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研究

本文借鉴Frankel[1]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货币政策与中国农产品价格之间的数理模型,并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1952至2012年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长期抑或是短期,货币政策均对中国农产品价格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效应,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是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关键性因素;在货币流动性泛滥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农产品价格比较敏感脆弱极易受到影响而产生剧烈波动。(2)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还受到财政政策、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财政支出的扩张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起到了助推作用,而汇率的冲击则并不显著;此外,农产品产量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已经不是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3)基于1999年1月至2012年12月数据,运用邹氏断点检验方法证明了我国2009年2月之后快速的货币供应量是导致本轮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最主要的因素;另外工业品出厂价格、国际农产品价格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对本轮农产品价格波动产生了正向冲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