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2005—2018年的26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FDI为中间变量,分阶段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在环境规制减排效应中的作用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环境规制的增强对FDI的流入整体呈现正向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处在第二个拐点之后,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在环境规制的减排过程中显著发挥了间接影响作用,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增加具有“污染光环”效应的FDI,减少具有“污染天堂”效应的FDI。因此,各地区应坚持招商引资与污染防治并举,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加大对企业排放水平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FDI在环境规制减排过程中的间接作用,进而改善环境质量。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环境规制、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控区"政策,以199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和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是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对西部地区有抑制作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作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这表明在"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下,加强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规制、FDI和经济增长的多赢局面。     

双向FDI协调发展、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基于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研究

利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在中介效应中考虑调节效应，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探究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环境规制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直接效应；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通过绿色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但是在沿海与非沿海地区中介效应具有异质性。考虑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发现环境规制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调节作用明显，同时环境规制会影响绿色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而对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环境规制，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继续扩大沿海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同时，改善非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扩大FDI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找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标REGU,然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了江苏省环境规制水平与FDI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对于江苏省,虽然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环境规制的严格化并没有导致FDI的减少,FDI增加导致环境规制严格化的现象也并不明显.     

环境规制、FDI与陕西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9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经济增长、FDI、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是FDI的格兰杰因,经济增长是环境规制的格兰杰因;环境规制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产生长期正向影响;FDI与环境规制具有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FDI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脉冲效果越来越小,而环境规制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税收优惠、社会性支出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

笔者利用我国1999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税收与FDI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社会性支出及其结构对FDI流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外资在进行区位选择的过程中并没有将税收优惠视为主导性因素,而是更重视当地的社会性支出水平;社会性支出与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FDI与税收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社会性支出结构对FDI流入具有不同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及FDI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技术系统地研究了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效应,发现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在样本期内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汇率升值对FDI的流入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国内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则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同期的向量误差修正分析、脉冲相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均表明影响FDI的最主要因素是其自身,其次是人民币汇率,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意味着政府当局在制定汇率政策时尤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以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而对外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     

国际技术引进与环境规制的互动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1—2007年全国28个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将国际技术引进分为国际贸易方式技术引进和FDI方式技术引进,在估算上述两变量技术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国际贸易方式技术引进和FDI方式技术引进与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方式技术引进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双向显著正效应;而FDI方式技术引进对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但环境规制对FDI方式技术引进存在显著正效应;上期的环境规制水平对当期环境规制存在显著正效应。     

FDI、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FDI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研究发现:FDI和环境规制均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倒逼效应,对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同时,区域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存在空间外部性,影响周边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和调整.上述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即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在借助环境规制引导FDI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应进一步深化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协调与合作,形成共赢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空间格局.     

环境规制阻碍了FDI企业进入中国吗? ——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介效应的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了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还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是,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不仅从侧面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而且还为中国下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和制定相关的外资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地方保护主义和FDI相关性分析——基于1994-2006年的数据

自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以来,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就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各地政府对FDI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地区间的FDI竞争不断加剧。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是否会影响FDI的流入?文章以我国各省为研究对象,研究了FDI的影响因素,考察了地方保护主义和FDI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内地吸收FDI对中国港台地区的挤出效应分析

文章利用FDI流入量的决策模型,根据1984—2005年美国对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FDI的相关数据,发现中国内地的FDI流入没有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造成挤出效应.相反,中国内地每年的FDI流入反而促进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吸引外资的流入：根据格兰杰因果分析的结果,我们还发现,中国内地的FDI流入与中国台湾的FDI流入量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效应,也就是说,中国内地的FDI流入确实是导致中国台湾的FDI流入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中国内地的FDI流入与中国香港的FDI流入量之间却不存在任何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双边投资条约真吸引了外资吗?--BITs引资效果的经验研究

定量分析双边投资条约(BITs)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详细介绍了研究的进展情况,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研究BITs数量与FDI整体流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探讨BITs对缔约者之间双边FDI活动的影响,评论了它们各自得到的结果,并探讨了其中蕴含的政策涵义——为吸引更多的外资,完善内部制度要比缔结BITs更为重要。     

双边投资条约是否确实促进了外资增长--BITs引资效果的经验研究

定量分析双边投资条约(BITs)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详细介绍了研究的进展情况,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研究BITs数量与FDI整体流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探讨BITs对缔约者之间双边FDI活动的影响,评论了它们各自得到的结果,并探讨了其中蕴含的政策涵义———为吸引更多的外资,完善内部制度要比缔结BITs更为重要。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FDI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以中国改革开放时间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广东省为例,检验了FDI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是影响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不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即FDI是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Granger原因,FDI每增加1%将使广东省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0894%。     

双向FDI、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北大核心

开放经济中,双向FDI逐渐成为影响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在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30个省份2007—2017年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探究两类环境政策下双向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下,IFDI有利于绿色创新,而在市场激励型下则恰恰相反。并且两类环境政策下,OFDI均存在正向影响。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限值0.189,当环境规制的强度高于该门限值时,IFDI阻碍了绿色创新效率,OFDI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双向FDI间存在互补性;而当环境规制的强度低于门限值时,IFDI和OFDI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双向FDI间存在替代性。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下中国城市化的资源环境问题研究

城市化发展受到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等因素的约束,这已经是一个普遍共识。但在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下,究竟FDI是拓宽了城市化约束的边界,减少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等对城市化的束缚,还是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致使城市化受阻,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并用现实发展来证明的。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资源与环境综合指数,并构造了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FDI影响下中国城市化与资源与环境综合指数之间呈倒U型关系;FDI的流入也加剧了资源与环境的恶化程度,但是作用效果较小;FDI与城市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为反方向的,因此削弱了城市化与FDI各自独立的对资源与环境综合指数的影响。     

国际人才流入是否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

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及理论模型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度。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与地区FDI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同时,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及地理集聚水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和较高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及促进我国FDI区域分布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     

国际资本流入变动与我国经济增长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外国证券投资(FPI)、外债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分析,发现这些数据序列间存在着典型的非线性关系,随后以中国1983~2012年的统计数据为例,通过构建我国国际资本流入—经济增长系统的VAR模型,对我国FDI、FPI外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充分考虑了四个变量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展示了四个变量之间的互相影响。通过实证分析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入变动与我国经济增长风险关系,揭示了两者的复杂作用机制,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我国国际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