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网络思想的哲学意蕴：内涵、品质及意义

习近平网络思想的哲学内涵可以归结为价值论层面上“人本主义的伦理关怀”,主体论层面上“从交互主体性到共同主体性”,矛盾论层面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均衡”,目标论层面上“构建优雅生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网络思想的理论品质表现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人的优雅生存与虚拟交际的融合、“中国梦”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融合。在哲学意义方面,习近平网络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合作

在农民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中,理性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从而出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而乡村社会资本即农民长期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组织以及体现于其中的信任、互惠、网络、宽容、同情、团结,它们能够促进农民合作。因此,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合作以及提高乡村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     

走向整体性治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治道变革逻辑分析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从“整体性治理”出发正是这一思想的基本治道变革逻辑之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可以从“生态正义”导向的命运共同体关怀、“以人民为中心”导向的价值支点、“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导向的生态实践逻辑三个方面进行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治理治道变革逻辑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在治理网络维度上寻求网络化的生态文明治理组织;在无缝隙治理维度上尝试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治理协调机制;在“合作型制度”进化中走向整合与合作的制度体系;从国际合作角度尝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共同主体性哲学角度上实施生态正义的哲学关怀。     

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初探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它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为总纲、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新时代经济建设的主要矛盾为主线,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总论。这一总论在通过经济建设实践的各个层面展开,而形成各个层面的经济思想：通过生产关系系统层面形成了经济制度体系与经济政策体系的经济思想,在生产力系统层面形成了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战略的经济思想,在经济环境层面形成了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安全的思想,而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上形成了世界经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后,作为这些思想的总体最终目标,形成了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脱贫攻坚和建成小康社会是其实践结晶。由此构成了全面而严密的21世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进理路、理论特质和时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国家前途命运和全球治理难题的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进经历了三次跃升，从中国梦到命运共同体，再到引发全球讨论，最终成为引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就其理论特质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科学继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科学运用，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实践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实现强国复兴梦的重要实践，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处理外交问题提供新思路，更为全球治理提供超越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维度与价值维度

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具有思维方式的辩证性、内容体系的综合性、问题导向的实践性、价值诉求的人民性。“四个全面”思想深化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视域下公共事务可治理性机制探索

在当代公共事务渐趋复杂多样的演进态势下，传统公共行政特有的“主体—客体”管制模式日渐式微，现代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主体”模式开始凸显，并直接塑造了公共事务治理多元化的基本格局。时下，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坚持以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的统一为出发点，寻求在公共目标的指引下，通过一系列动态活动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然而，多元治理过程中碎片化、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同公共利益塑造之间不可回避的悖论性使得可治理性问题更加凸显，一度影响了治理效能的发挥。因此，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商机制的建设成为解决公共事务可治理性问题的关键。系统分析公共事务多元治理过程中的协商机制，必须在善治目标指引下，着眼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现实与前景来寻求问题之良方。     

产业集群的创新、合作竞争和区域品牌效应分析

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产业集群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够产生创新效应;有利于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加强集群内企业间的有效合作;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保持产业集群区位的持续发展。     

数字交往中思政教育方法限度与逻辑创新

数字交往具有“数据”核心而非“价值”核心原则，具有“技术逻辑”而非“实践逻辑”导向，应厘清数字交往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逻辑规律，从思想政治教育面向人的本质需求出发，超越对数字媒介的工具性运用以及对数字异化的有限规定。以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引领功能、提升创新逻辑、增强时代感召力为研究目的，加强人与物的要素关系、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数字话语与数字身份的全面关系建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逻辑。     

决策的理性维度与伦理维度——评西蒙的决策理论

根据决策的评价依据不同，把西蒙决策理论中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相应地引申为决策的理性维度与伦理维度。决策的理性维度旨在帮助我们实现对组织内外部环境、决策过程和决策对象的感知，辨别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决策的伦理维度审视决策是否符合伦理规范，是否体现了对内的公平和对外的正义问题，帮助我们辨别什么是正确的决策。西蒙决策理论的缺陷在于没有阐明应当如何处理理性与伦理之间的平衡问题。处理理性和伦理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决策的伦理审视要高于理性审视。     

深刻领会“六个必须坚持”的三重向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拓展与升华。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凝练出“六个必须坚持”的哲学意蕴。其中,“人民至上”“胸怀天下”体现的是价值向度、“自信自立”体现的是精神向度、“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体现的是实践向度。将“六个必须坚持”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重向度”中去考量,方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蕴。     

流域跨界污染协同治理：理论逻辑与政策取向

协同治理致力于寻求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如何合作的问题,是对以国家或市场为主的单向治理模式的反思,也是对建立更为有效的流域污染治理体制的回应。然而,流域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机制不会自动建立起来,它需要能够在实现集体理性的同时满足流域各级政府和社会个体理性的制度安排,实现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因此,在流域跨界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取向中,有必要增进协同治理的共容利益和社会资本,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国家公园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价值共识与路径选择

社区治理对于保障国家公园核心功能,促进自然和社会同步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本文基于核心价值观理论,采用立意抽样法,使用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48份有关国家公园社区问题的研究报告、媒体报道、研究文献、政策文件等进行频数编码分析,发现国家公园治理秩序的实现需要民众具备达成共识的理性。进一步分析可知,价值共识得以实现的路径选择包括树立强大的公共权威、双重制度保障和分类治理的制度共存结构。研究旨在廓清国家公园社区治理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国家公园面向社区的治理路径提供理论参考,以期促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由“他者赋权”转向“自我赋权”,促进国家公园治理秩序的理性回归。     

理性行为假设的含义及其局限

本文主要分析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的含义和可能存在的局限,指出无论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行为假设还是“自身价值最大化”理性行为假设都是对人类行为的某种抽象,前者过于狭窄而后者过于宽泛,前者把人的认知能力视为无限,夸大了人的认知能力,后者把理性行为视作给定条件下的最大化自身偏好,容易把非理性行为也解释作理性行为。文章还揭示了行为理性与理性行为的区别,指出理性行为不仅要满足行为理性之要求,还要满足目标理性之要求。     

交往行动理论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重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注重交往参与者的主体间性,主张回到生活世界、重建交往理性。当前,随着全球性话语的日益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影响力衰减、解释力不足、吸引力下降,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新时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持价值引领、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借鉴交往行动理论,进一步强化话语导向与思想认同的一元性、话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平等性、话语内容与表达方式的时代性,构建更加自信、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理性经济人"假设辨析

传统经济学把人作为物化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财富的一种工具,“理性经济人”假设因此成为经济分析的根本假设,人的行为的最终目的被界定为经济利益最大化。然而,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学也应是人的经济学,作为一个真实的人,除了应拥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维度以外。不可能排除属于伦理道德、文化习俗范畴的伦理之维,利益的最大化远不能概括人的生存和发展目标。为此,从分析理性内容入手,提出经济人假设所缺失的文化维度,确立“文化经济人”的定义。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上对文化维度进行了说明。     

从关税管理走向关税治理——对海关综合治税的治理视角解读与构想

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引入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综合治税较之于原有关税管理模式的最大进步在于初步实现了海关内部关税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未来关税治理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内部关税治理和外部关税治理两个阶段;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的转变,要实现参与主体范围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由自上而下走向多向交流、管理手段与方式由侧重强制走向侧重合作、追求目;际与评价标准由“善政”走向“善治”。     

“以人为本”之责任论研究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明确阐述了发展主体、发展对象、发展成果归属等理念，确立了基本社会价值取向。“以人为本”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要求，拓展人性中的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属性，提升公平正义、文明理性的社会发展理念。“以人为本”责任观是处理好自我责任与社会责任、内在责任与外在责任、责任奉献与权利索取的基石，还是统筹现在与将来、个体与集体的纽带。分析“以人为本”的责任论的必要性，探讨“以人为本”与责任论的内在关系，对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无裨益。     

法律上的人、现实中的人与法律的有效性

法律上的人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人的完全理性,人才会遵从法律。但这一理性人假设与现实中的人相差甚远,现实中的人是不完全理性的,甚或是非理性的。因此仅凭理性的力量并不足以确保人们对法律的遵从,要实现人们对法律的遵从,尚需调动法情感、法信仰等非理性因素。     

建立社会主义创新观 培养创新人才——学习江泽民的创新思想

江泽民的创新思想对于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位一体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观念创新构成社会主义创新观的认知理性层面。在当代中国,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和不竭动力,构成社会主义创新观的价值理性层面。激发创新精神,培养创新人才则是社会主义创新观的实践理性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