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深入探索中国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导机制。通过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得到代际收入弹性为0.689,说明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固化现象。加入子代教育、教育与父亲职业的交互项及教育与父亲收入的交互项,发现三者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依次递增,由此提出父亲收入与父亲职业通过子代教育产生代际收入传导的两个不平等。引入个体影响因素后,发现其对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贡献率很小,排除个体异质性。采用HLM模型将以上两个不平等纳入同一个框架中,发现父亲收入产生子代教育不平等,父亲职业显著影响子代教育回报率,机会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的平等,增加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     

代际收入流动与教育: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代际收入流动衡量的是个人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其父辈的收入决定,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教育是父辈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在代际收入流动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根据Becker模型计算了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和边际教育消费支出均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因此我国教育对收入代际转移的贡献率也更高,其政策涵义是提高政府投资在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比重,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延迟退休决策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分析——基于人力资本传递机制

在三周期代际交叠模型(OLG模型)基础上使用CFPS(2010～2018)数据探究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对居民家庭成员延迟退休决策造成的影响以及不同延迟退休决策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的影响,并对农业工作者与非农业工作者在延迟退休决策中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父代受教育水平越低、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的情况下选择延迟退休的意愿越高,而且农业工作者比非农业工作者选择延迟退休的概率要大;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下降趋势,正常退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要大于延迟退休家庭,农业工作者家庭大于非农业工作者;非农业工作者通过自身受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农业工作者主要通过自身收入以及子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外资对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以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为视角

在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契机下,我国居民收入获取公平性的重要程度也逐渐凸显。本文基于CHNS微观数据库,系统研究了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代表的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外资流入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收入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外资流入的规模能增加居民从事非农就业和工人类型就业的可能性,外资引入的质量能增加居民工人类型就业和正规部门就业的可能性。第三,就作用机制而言,积极扩大外资规模能够借助就业性质转变(非农就业)以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而积极提升外资质量能够借助就业部门(非正规就业)和就业类型(工人就业)以增加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第四,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规模和质量在东部和城市地区相比西部和农村地区更能提升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可能更能促进收入的公平性。因此,政府应当继续推进全面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优化就业资源的区域配置,增强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多样性。     

中国城乡家庭代际贫困流动性对比研究

在2008—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及Logit二元选择模型,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城乡家庭代际贫困流动性进行测度,对比分析了城乡家庭之间代际贫困流动性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乡家庭整体代际贫困流动性不断降低,并且农村家庭的代际贫困流动性普遍高于城镇;第二,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日益成为城乡贫困家庭子辈跳出贫困陷阱的关键;第三,农村医疗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父辈的健康水平依然是子辈摆脱贫困状态的制约因素。结论是改善贫困地区教育和医疗条件,能够促进城乡贫困家庭提高收入水平,增强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部门分割视角下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

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基于分位回归方法,考察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结果显示：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程度低于国有部门,但呈缓慢上升趋势;国有部门收入顶层的代际固化现象明显改善,两个部门收入底层的流动性却较低,容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通过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和Shorrocks指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部门的流动质量更高,子辈更易实现收入向上的流动。     

教育深化、社会资本差异与我国代际收入公平——新"读书无用论"引发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高度关注代际收入公平问题。通过子代收入决定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高、低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时子代的预期薪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代际收入公平。教育深化在为不同收入家庭的子代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预期薪水下降等知识失业问题。在当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建立、就业方式还存在双轨制的条件下,高收入家庭的子代更可能依靠其父代较高的社会资本来谋求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这无形中扩大了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收入差距,致使教育在促进代际收入公平方面的功能日趋减小。     

收入流动性、代际传递与农村反贫困———异质性视角下新疆30个贫困县的实证分析简

文章从收入流动性、贫困代际传递与反贫困关系的理论研究入手,利用2000—2012年数据,选取新疆30个贫困县为研究主体,运用面板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从长期看,收入流动性、贫困代际传递对反贫困有显著作用,且收入流动性对反贫困的促进作用依赖于该县的贫困水平;（2）短期而言,新疆30个贫困县的收入流动性、贫困代际传递对反贫困的效果存在异质性。因此,建议制定以提高收入流动性和减少贫困代际传递为目标的对策和机制,并注重实行差异化措施来达到反贫困效果。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机会公平,通过采用1989年至2009年CHNS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强弱进行考察后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农村中间阶层更易向下流动,更易跌入社会的底层,而难以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受教育年限、年龄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在完善劳动力市场、增加教育支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收入流动性,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现状。     

“阶层跨越”还是“阶层固化”——基于代际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流动的微观测度与比较分析

使用1988年、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从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三个维度分析我国代际间阶层流动状况。研究发现：基于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性较强,趋于"阶层跨越",但基于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较弱,趋于"阶层固化"。近年来,三者的流动性均出现减弱趋势。这表明,当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可能更多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外在环境转变;相比于收入分配,社会不公平的根源可能更多来自于教育等涉及机会均等的领域。此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教育"双减"政策提供部分支撑。未来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相关公共政策应着重从基础教育等关乎初始机会均等的领域入手,尤其要注重惠及处于较低阶层的群体。     

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准确测度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程度对促进社会公平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CHNS1989-2011年的九轮调查数据,基于回归方程和Shapely值分解法,从动态和公平视角定量研究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城乡和出生队列两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父代收入可以解释近1/4的子代收入不平等;分出生队列看,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解释程度在60后、70后与80后中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分城乡看,城镇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不平等的解释程度高于农村.改变这种现状需加大贫困弱势家庭教育扶持力度,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流动,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的方式调节当前的收入不平等.     

方言的代际传递与劳动力迁移

文章使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建立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方言代际传递对于劳动力跨省份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方言的代际传递对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加入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更换回归模型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方言代际传递不利于个体语言学习能力的提升,进而导致劳动力迁移流动的概率降低;另一方面,方言代际传递也对个体的收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从而不利于劳动力跨省份迁移。文章揭示了方言代际传递对劳动力流动的负向影响,对于如何发挥普通话的作用以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同时兼顾保护传承优秀的地方文化和习俗具有一定的启示。     

平等抑或固化——数字技术能否促进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

在数字化与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农村居民个人层面的微观机制，构建包括数字技术使用前置条件、使用经验、数字化努力、数字金融四维度表征父代数字化水平的综合指标，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技术转型过程中，父代数字化与其子代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揭示数字技术使用能否打破家庭背景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父代数字技术使用不仅直接促进子代职业流动，而且通过弱化父代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原始资本禀赋对子代职业获取的作用，进而促进代际职业机会平等，因此，数字技术具有促进机会平等的社会补偿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父代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改善机会不平等感知程度，激励其增加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提升子代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促进代际职业流动。     

财政民生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乡服务性消费

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和财政支出民生化倾向日益突显的背景下,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效应及影响机制备受关注。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3SLS）的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民生支出总体对居民服务性消费具有显著挤入效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财政民生支出影响居民服务性消费的重要中介变量,但中介效应的大小存在一定程度城乡差异。对于城镇居民而言,50.7%的挤入效应是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产生的,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挤入效应的贡献率高达70.8%。因此,持续加大"农村倾向"的财政民生支出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民生支出的收入分配功能,是促进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和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差距的有效途径。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2010）数据,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和RIF回归分解法测度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子代收入的提高,且对城镇的收入边际效应大于农村;（2）政策允许家庭生育数量越多,越不利于农村家庭子代收入的提高,家庭一旦超生则会显著降低子代收入,而且相对于农村家庭子代而言,城镇家庭超生对子代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3）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力呈现出U型特征,对低、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大,而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城乡收入差距贡献相对较小,其中政策允许生育胎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应统筹全局、因地制宜、奖惩兼施,以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子女的教育质量,促使城乡居民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趋同。     

代际收入传递的经济学分析

在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调整中,由于代际收入传递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不容小觑,而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文章基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阐明了代际收入的传递机制,并以微观调查数据作为代际研究样本,选取经典的代际收入模型来测算代际收入弹性,同时使用明瑟收入方程来测算人力资本回报率。结果表明父辈收入差距不仅导致子辈间的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同时也形成了子辈间人力资本的回报差异,高、低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于中等收入家庭,代际收入的"马太效应"存在。     

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利用2005—2013年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和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的宏观数据以及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教育支出的微观数据,以人力资源、公共产品以及教育分担等理论为依据,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分析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居民教育有显著性影响,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能够减轻居民的教育支出负担;教育对于居民来说是必需品,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比例总体小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比例。最后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增加教育财政投入的建议。     

教育对行业代际效应的逾越作用

本文讨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行业代际效应以及教育对行业代际效应的逾越作用,通过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打破行业代际效应,加快代际流动以维持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经济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财政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基于湖南省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是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在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是否能够降低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预期。本文对湖南省1990~2012年度城镇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储蓄和财政民生支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居民消费与收入、储蓄和财政民生支出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并未带动居民消费增长。而这种"挤出效应",根本上源于我国改革进程中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广西民生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异质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广西1981—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民生性支出及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异质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生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挤入城镇居民消费,文化支出挤占城镇居民消费;科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挤入农村居民消费,而教育和文化支出挤占农村居民消费;教育和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效应不及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互补效应,科技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引致作用均大于城镇居民,文化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效应相差不大;收入能有效地拉动内需。基于此,广西民生性支出应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资力度,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除此之外,还应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