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显著影响因素主要有要素和技术特征变量、结构调整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变量和政府政策变量。这些因素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往往表现出一定差异。其中外商投资水平、资本深化、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而技术进步、失业率、国有经济占比、投资率、对外贸易水平会降低劳动收入占比,根据上述结论,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考察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是其主要作用机制;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相应增加了员工雇佣人数并提高了平均薪酬;此外,政策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为进一步释放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红利,建议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适用范围,提升政策覆盖面;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门槛;试行分类管理,进一步优化退税流程,更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政府补助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模型与实证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构建包含政府补助的扩展型CES生产函数模型,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政府补助低于临界值时,政府补助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但当政府补助高于临界值时,情况则相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引致的融资约束改善和营业利润增加是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随着政府补助规模增大,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而过高的政府补助引发企业寻租成本上升等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效应却随之增强,这是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U型影响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理提供了模型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新时代深化现代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居民收入占比与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一直是近年来被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层面出发,综合考虑了国、民之间收入分配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因素,首先建立了一个关于居民收入占比与差距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模型;运用我国1985²012年居民消费率、劳动报酬占比、基尼系数及其他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我国现阶段,在国民收入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影响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居民收入差距次之,且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对促进消费需求的效果更明显。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减税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

我国个人所得税自2019年引入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以来,历经扣除项目范围扩大和扣除标准提高两次政策调整。本文从整体专项附加扣除和分项专项扣除两个视角,采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专项附加扣除的减税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专项附加扣除的整体减税效应显著,其中,中等收入组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减税规模最大;（2）无论是整体专项附加扣除,还是分项专项附加扣除,均对收入分配产生逆向调节,且逆向程度与扣除规模成正比;（3）2023年提高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扣除标准,在增强专项附加扣除减税效应的同时,加剧了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基于此,建议专项附加扣除的首要目标应定位为减轻税收负担、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可考虑对高收入者的扣除金额实行随收入增加而调减的制度安排等,以缓解专项附加扣除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兼顾效率与公平。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也快速增长,收入分配制度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各省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省域城镇居民收入也有较大的差距,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要求,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省域2000～2010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各省域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域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各省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经济影响力、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产业结构存在负相关关系,与对外开放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则不显著,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合理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提高农村金融中介效率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反而有扩大作用,但是东部地区的农村教育水平能够有效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其政策含义是: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加快城乡教育均等化进程。     

我国消费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特定性税种,消费税已经成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其收入分配效应也引起了关注。本文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税前税后基尼系数差值的估算,得出了我国消费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用Kakwani分解方法研究了形成这一效应的结构性原因。研究发现:(1)我国的消费税总体呈现出累进性,有利于收入再分配;(2)不同应税项目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有所不同,其中烟和酒消费税对收入再分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成品油和汽车消费税对收入再分配具有较强的正向调节作用;(3)成品油和汽车消费税对收入再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抵消了烟和酒对收入再分配的负向调节作用,最终使得消费税的收入再分配总效应表现为较强的正向调节。     

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中国地区截面数据的分析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收入分配不均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在各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解释中,都忽视了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试图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利用中国的地区截面数据,来分析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基本结论是: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以城乡居民收入比为代表的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但以金融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为代表的金融贡献指标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     

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达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目标势必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碳达峰压力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数理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碳达峰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资本深化是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重要的渠道机制,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以应对碳达峰压力,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异质性检验表明,碳达峰压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仅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对于充分理解碳达峰压力背景下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保障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金融科技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面板门槛效应分析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提高金融可获得性和服务效率,在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1-2019年全国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金融科技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低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的影响效果比全国样本更加显著。建议发展金融科技与经济发展并举,统筹城乡协同发展,缩小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基于河南省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17个地级市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河南省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而且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发展规模的影响;河南省整体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显著,四大行与城乡收入差距无显著关系。研究结果还发现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程度都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基础养老金统筹层次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由省级统筹向全国统筹过渡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心,对于实现经济的公平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选取2006—2017年全国3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基础养老金省级统筹过渡到全国统筹后,不同地区及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为研究对象,从统支视域出发,采用渐进式计发办法预测2041年统筹层次提升后,各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并结合泰尔指数和离散系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发现：养老金统筹层次提升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各地区养老金待遇差距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无必然联系。     

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纠正: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是税收调节——兼论改变经济全球化中生产要素流动的非对称性对纠正收入分配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属于经济发展中正常情况;行业收入差别主要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垄断来解决。利用财政手段要着重解决的收入分配问题是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利用税收手段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是无效的。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最有效的路径是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通过政治措施改变经济全球化中生产要素流动的非对称性,也将起到关键作用。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应

根据1994～2008年历年收入不良指数估计值和税收收入中各项直接税所占比重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税收政策并没有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税后收入差距,建议以个人所得税制和财产税制改革作为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点,提高税制的总体累进性;以构建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为重点,建立严密的税源监管体系,扭转对高收入阶层征税不足的现状。     

中国居民储蓄租金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动态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存在巨额储蓄的现状及其利弊。然后描述了影响储蓄的租金与收入理论,在此基础上运用实证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储蓄增长的租金与收入效应的变动情况,指出：租金效应由强到弱,收入效应由弱到强的变化趋势,最后,提出了增加政府的社保支出、推进市场化步伐等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路径——基于1999-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产业的集聚日益明显,不仅降低了金融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提高了金融创新的速度,从而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金融集聚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全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范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与产业间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金融集聚对中国产业结构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区域,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没有显著影响,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     

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2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除了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渠道对贫困减缓产生间接的作用,其本身可以通过金融服务等渠道产生直接的减贫效应.但由于初始资本和金融成本等的限制,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存在先恶化后改善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