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以江苏为例

本文对江苏13市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FDI区位决定的影响,分别对苏南、苏中、苏北及全省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是环境规制对全省FDI的发展有负效应,苏北地区FDI受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程度最大,苏中FDI不受环境规制影响,苏南地区受环境规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从而为政府进一步做好招商引资提供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国内外环境规制与FDI的研究成果,以制造业FDI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作为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FDI的面板数据模型,并选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以上3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17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有显著性影响,其中13个地区表现为负影响,但当考虑控制变量时,只有7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有显著性影响,且4个地区表现为正影响,其他22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FDI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双赢的规制研究

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益是相互矛盾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若要保护环境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益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当造成的.本文通过对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的分析,针对我国现行的环境规制进行改革和创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规制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从而实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双赢.     

中国环境规制对FDI行业份额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从行业角度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面板数据从行业的角度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对20个污染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行业份额没有影响,这意味着中国行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对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环境规制政策的效率不高,这一结论为行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对内蒙古煤炭产业发展的影响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对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引导作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辅相成.煤炭产业作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如何以环境规制为契机,提升其升级步伐备受关注.本文从内蒙古煤炭产业发展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出发,阐述了内蒙古煤炭产业发展过程的环境规制思路及其对内蒙古煤炭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构建一元回归估计模型以及自向量回归VAR模型,研究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用,本文研究认为：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存在动态关系,环境规制是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环境规制投入赶不上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需求,造成各类能源碳排放不断增加,在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是显著性的,未来我国政府必须加强政府环境规制的投资额度,更要加强环境规制投入的力度,综合利用国家规制手段,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企业自愿环境规制的动因分析

自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之后,自愿型环境规制应运而生。企业自愿环境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国际环境规制体系、本国政府、行业和社区相关利益团体的压力与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基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和员工学习与成长等绩效层面的考虑。     

环境规制对碳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解决“温室效应”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共赢。因此,寻求一条提升碳绩效的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环境规制之要务。本文从竞争均衡模型的构建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作用效应,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之间呈现广义上的U型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2000～2014年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门槛效应,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的双门槛效应及最优规制水平的存在,以期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正确执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

本文从企业投资偏好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制,在验证不同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偏好实现雾霾脱钩的基础上,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当各种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异质企业投资偏好与雾霾脱钩效应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行政管制仅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路径实现雾霾脱钩,而环境污染监管和环境经济规制则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两条路径实现雾霾脱钩。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影响不同,其中环境行政管制和环境污染监管强度的提高可增强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但环境经济规制强度的提高反而减弱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相比于总体样本,环境行政管制下大规模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较弱,这两类企业发生雾霾脱钩效应的环境污染监管门槛较高,而且在更高门槛下,类金融投资偏好不存在雾霾脱钩效应,表明大规模企业在更高环境经济规制下可能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 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 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 型” 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 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污染物治理视角下的系统GMM估计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2～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系统动态面板模型,从单位废水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两个方面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并分别实证检验了它们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环境规制越严厉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我们还发现单位废气治理费用的提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边际效应要远大于单位废水治理费用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目前环境污染治理与解决产业结构矛盾的双重压力下,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尤其是加大废气治理力度对于当下污染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均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SBM的我国省级环境—经济效率研究

运用改进的SBM模型对我国各省市区环境经济效率及其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影响测算的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环境与经济效率整体较低且趋于下降,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损失则在上升,说明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仍然粗放。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有区别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减排目标,适当提高能源使用的成本。     

城市化进程、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利用中国2001～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化进程、环境管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人口城市化 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比土地城市化更为直接；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的总体刺激效果不佳； 不同地区的大气污染受城市化、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表现的最为敏感，其 城市化和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均有显著的冲击作用，中部地区只有城市化与大气污染联系紧密，而西部地区无论城市化还是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的反应都极不敏感。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研究——结构变化和清洁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减少碳排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其次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结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会通过制造业结构清洁化促进碳减排;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减排。再次实证检验了理论结论,并发现东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但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创新促进碳减排;中、西部地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在中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高级化;在西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初级化。最后,本文就促进碳减排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火电行业的效率提升

基于效率的视角,本文对2004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火电行业的环境规制进行分析。首先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排除经营环境与统计噪音对中国火电行业效率的影响,然后从非规制、弱规制、强规制三个层次分析环境规制程度与中国火电行业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可以提升中国火电行业整体的效率水平,总体上存在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但并非适用各个地区。最后本文根据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的关系,将中国各地区火电行业的发展模式划分为内力驱动环境友好型、环境弱友好型和外力推动环境友好型三种,并给出各自适应的规制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