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碳金融业务的发展及实践

近年来,随着国内低碳理念不断加深,绿色贷款、绿色债券、ESG等企业碳金融项目规模逐步增大。但是政策和市场对于居民个人减碳行为的关注较少。调查显示,我国居民部门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在一半左右,推动居民部门碳减排已经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环节。本文整理了近年来国际、国内对个人碳金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结合我国在发展个人碳金融面临的挑战,提出我国个人碳金融体系建设的相关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驱动因素、传导机制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政策,分析了绿色金融发展的内外驱动因素,构建了绿色金融公共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全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大绿色金融政策优惠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建立健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积极探索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绿色金融以及开展气候和环境情景分析、评估气候环境对金融的连带影响等政策建议。     

区域绿色金融发展路径:基于山东省区域转型风险的分析

以绿色金融的外部性以及山东省区域经济的转型风险为切入点,对绿色金融的发展路径进行探索.研究表明,发展绿色金融的关键在于金融机构对环境资源的风险定价,这需要运用政策和市场力量推动社会和环境价值的提升,使金融机构有动力基于转型风险考量将社会和环境价值纳入决策.因此,应以科学的政策优化绿色金融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通过政策推动使转型风险显性化,以此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对社会和环境价值的认知,进而激发其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内生动力.对此,从构建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提高企业的转型风险显性化水平,依据环境的外部性程度分层推进绿色金融,加强对环境风险的识别、分析和管理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山东省绿色金融发展情况综合评价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等维度,对山东省17地市①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短板进行全面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山东省各地市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具优势和劣势。针对存在问题,本文提出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和实践路径。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两市主板工业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和“量”都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均存在促进作用,相较于重污染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该政策的实施更有助于促进非重污染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省域绿色金融发展及影响因素时空异质性研究——基于熵值法和GTW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绿色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及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算样本区间我国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分析省域绿色金融发展及其影响因素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时空差异性,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和逐年上升的趋势;当前城镇化和政策支持能有效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环境污染、公众对污染的不满情绪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影响绿色金融发展;城镇化、金融化、政策支持的影响具有经向差异,金融化、公众对污染的不满情绪、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纬向差异。最后,文章提出强化政策引领作用、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建立新型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扩大绿色人才储备的建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来自工业上市公司的绿色转型证据

经济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指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能够显著促进试验区内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分析得出,试验区内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政府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转型有所促进,但其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未达预期。本文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效应评估和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支持和直接经验证据,为各地区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提供了参考。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30·60”目标下绿色财政金融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

本文选取我国2001-2019年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了一个涵盖政府、企业、居民、金融四大部门的存量流量一致性(SFC)模型来刻画宏观经济体系,对绿色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金融稳定的内在联系进行机理和情景模拟分析,客观评估我国绿色财政政策和绿色金融政策的预期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绿色财政金融政策对社会经济总产出都具有负向作用,绿色金融政策的负向作用力度总体弱于绿色财政碳税政策;对于金融稳定而言,金融政策短期内可提高金融部门资本充足率,碳税政策在较长期限才有利于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但二者都会导致不良贷款率升高,且碳税政策作用更加明显,会削弱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稳定性。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政策推动还是市场驱动?--基于文本挖掘技术的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计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文本挖掘法测算了2012~2017年全国31个省市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水平,在此基础之上,首次较为全面地检验了政策推动、金融发展、生态环境和经济基础四大类因素对各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并分别对2012~2014年、2015~2017年两个时间段子样本,以及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子样本进行了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地方专门政策和金融发展水平是推动我国各地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变量,但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稳定,且有赖于地方政策的实施;从时间上看,金融发展水平和地方政策推动分别是2015年前后我国各地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2015年后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增强了金融发展对绿色金融的推动作用;分区域看,由金融发展水平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绿色金融创新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而西部地区则更有赖于地方政策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支持。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和碳金融四个层面,构建我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指标体系对我国30个省(除西藏、港澳台以外)的绿色金融发展情况进行评价,按照发展程度大体分为三个区域。随后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并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经济发展观念及增长方式、国家政策扶持等固有因素的差异,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2010年以来我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的总差异呈现两阶段的缩小趋势;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能耗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差异的减小。     

绿色金融政策会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本文基于2017年我国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实验组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2)企业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缓解绿色金融政策对债务成本的影响；(3)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债务融资成本上升更为显著。本文为继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推动高耗能产业较好较快地完成绿色转型升级对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绿色发展政策的引导下,金融机构普遍加大了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了对高耗能产业及项目的融资支持,这对高耗能企业转型升级存在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0—2020年671家上市高耗能企业的相关数据建立了面板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绿色金融发展对高耗能企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以及低碳试点区域、企业类型、企业规模等因素对绿色金融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政策规制、绿色金融与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制度政策环境→意愿&能力→行为”理论框架，分析政策规制、绿色金融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选取河南省274家高碳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正向影响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意愿和能力，市场激励型规制的作用大于命令控制型规制；绿色金融政策、企业转型意愿和能力正向影响其转型行为，企业转型能力在绿色金融政策对其转型行为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最后，文章从优化政策规制工具，加快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加强政策宣传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企业作为社会绿色转型的主体,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双维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关键。选取2014-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聚焦数字普惠金融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传导路径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受内部技术壁垒、阶段性特质等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行业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效果也不相同,其中传统煤炭领域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难度,缓解融资约束困境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为了更好地营造“逐绿而行”的政策环境,政府应以降低融资风险为锚点,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主体作用。     

绿色金融促进环境保护的路径与机理研究

文章以绿色信贷和绿色金融政策为研究对象，分析二者对促进环境保护的影响路径与机理，基于2011—2020年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分行业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得出绿色信贷对抑制碳排放能够起到显著作用且工业行业转型升级这一要素在其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另外，文章利用双重差分法（DID）对2016年出台的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这一政策的出台显著地抑制了污染行业的碳排放量，能够促使高污染行业企业向清洁型企业进行转化以降低绿色金融政策的限制。     

绿色金融发展的实践与探索——以日照市为例

本文以山东省日照市的实践为案例,分析了近年绿色金融发展的普遍问题及瓶颈,认为应从国家层面尽快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认定标准、健全"绿色征信"体系、完善绿色金融配套扶持政策。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绿色金融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成效研究——基于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同时将企业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比较不同性质企业面对绿色金融政策时的不同表现。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整体有效,以抑制为主的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类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明显,而“有保有压”的绿色金融政策对非重污染类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