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转型国家的横向比较分析,认为转型国家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正相关性。转型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即宏观经济稳定、稳定的政策环境、有效的政府,但更为重要的是持续发展则取决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所以转型国家应重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制度滞后与变革时机

制度滞后是制度需求与实际制度供给之间存在的差额,它是影响制度绩效和决定制度变迁选择时机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建构制度滞后模型并在揭示制度绩效递减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滞后的三个阶段,即制度滞后潜伏阶段、制度滞后显现阶段和制度滞后危害阶段.在对三个阶段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刻画了制度滞后临界点并对变革时机的选择给予了明晰的论证.     

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

:本文在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 ,然后证明 ,中国的改革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 ,前者是表面上的主线 ,实际的主线则是后者 ;并且两种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变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中央政府更多地起法官裁决作用 ,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从事制度企业家活动。总的来看 ,改革经历了政府逐步退出直接的制度创新领域及外部规则逐步缩减作用范围的过程 ,也就是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 ,这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     

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修正

在经济学领域,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著名学者的长期关注。但是,现有的文献大多只是对制度变迁的某些方面作局部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可以理解该课题的各个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范式。因此,有必要通过回顾和梳理制度变迁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般性理论演进历程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产权管制放松等文献成果,把相对独立的几个话题统一在一个范式下,以厘清争论的焦点、形成线索,为下一步讨论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纲领。尤其是,在研究内容、理论创新和方法论这三个方面还需进一步拓展。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

民间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渐进式改革提供了重要的金融资源支持.在分析我国既有的金融体制变迁的基础上,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内生于民营经济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中的银行产业组织改善

加入WTO和我国银行经营方式从1999年开始的向混业经营的制度变迁加大了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银行产业组织的改善成为规避风险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章指出，目前的产业组织状况极大地制约了产业效率目标与产业安全目标的实现，并对产业组织改善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农村治理转型与制度创新--河北省武安市"一制三化"经验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分析了将直选机制特别是海选办法引入村委会选举对农村领导和管理体制所形成的冲击以及中央特别是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作者重点剖析了河北省武安市“一制三化”这一制度创新个案并试图从中总结出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些规律性东西来。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提出农村治理转型需要进行综合配套的制度建设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本文试图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面临的问题 ,放在一个简化了的动态模型中加以系统地分析。文章指出 ,动态地看 ,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就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在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高于国有经济的增长率的“基本假定”下 ,体制转轨的最重要的问题首先不是改革国有经济 ,而是发展非国有经济。这不仅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和市场体制的形成 ,而且也是由于它创造出使国有经济得以改革的更有利的条件。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主要在于 ,它们若不改革 ,就还要占用大量资源 ,而且是要从非国有经济转移资源作为事实上对国有经济的补贴。这种补贴在过去一个时期主要体现在银行坏债、资本市场上的“坏股”、非国有经济的“综合税赋”事实的不断提高 ,等等 ,现在也体现在政府债务增大。正因如此 ,尽管中国目前并不面临金融危机 ,但必须加快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控制的金融体制的改革进度 ,以保证非国有经济能持续发展下去 ,保证整个体制转轨过程的持续进行而不被某种危机所打断。     

中国快递业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

随着中国加入WTO并兑现入世承诺,服务业对外资逐渐开放。与许多学者和相关人士在入世前预测国内快递企业将不敌外资企业的结果不同,目前中国快递业的市场格局呈现出“三分天下”的局面。本文认为,在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外生冲击下,快递行业制度变迁直接的内生动力是企业不同的增长率,基于中国快递业的市场分割状况,笔者结合体制转轨动态模型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     

制度系统的性质及其对于演化的影响

本文分析制度系统的关联性质———可分离性、非分离性和准分离性 ,演化的帕累托 非帕累托性质 ,以及认知正误对其演化方式和绩效的影响 :(1 )若制度系统具有演化的帕累托性质和不存在认知失误 ,则可分离制度系统将具有演化的时序无关性 ;非分离制度系统如果是强耦合关系 ,就必须实行全局共时的演化 ,即突变式演化 ;若是弱耦合关系 ,就可以实行全局历时的演化 ,即渐进式演化。 (2 )制度系统演化的非帕累托性质使得其演化成功的概率取决于演化的方式和拥护演化的群体联盟与反对演化的群体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 (3 )存在两种认知失误 :对于制度演化的帕累托 非帕累托性质的认知失误和对于其关联性特征的认知失误。前者涉及制度系统演化的目标模式的选择 ,后者既涉及制度系统演化的目标模式的选择 ,也涉及演化的方式和步骤的选择 ,两者同时影响制度系统演化的绩效。     

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赋税制度变迁的特点

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赋税制度变迁的特点，即在“重农抑商”思想下，统治阶级必然对工商税实行重税政策；而田赋和徭役制度变迁的特点是沿着减少交易费用的方向变迁。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证，能够为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变迁的特点和规律性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论制度变迁中的劳动就业

中国的就业问题既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为基本表现的就业问题，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统包统配、行政安置矛盾为基本表现的就业问题。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不业矛盾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中体制性冗员的释放与转换，是一种特有的“制度性就业”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建立规范、科学、公平的就业政策；必须依据就业能力和失业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就业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必须确定实事求是经济发展道路，合理确定要素价格和技术选择，对农村经济发展给予应有的重视。     

失地农民问题与制度变迁

在制度演进论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民失地的制度变迁过程,重新分析了被我国学者忽视的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作为行为主体参与博弈过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提到了要关注制度执行的效率与结果及失地农民补偿后会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加强制度的执行监管,建立一种平衡机制,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分析

制度变迁根源于人们对潜在利益的追求,也是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过程。本文建立了一个制度变迁的双层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制度变迁中利益主体之间权力博弈的动态机理。研究表明,利益主体在博弈中掌控权力的大小,决定他们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制度变迁会朝着有利于权力占优势的利益主体所追求的方向变革;制度也将随着博弈中各利益主体拥有权力资源的相对比例的消长变化而不断演进。     

基于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模式分析

制度变迁由于受到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影响,其变迁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特征。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私营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模式所做的实证研究,深刻分析了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时期影响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主体因素,并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四大主体之间存在的相互博弈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模式应该是一种由企业主导、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作为润滑剂或者中介并与中央政府相互协调与相互制衡的“双回路制度变迁模式”。最后就如何优化该产权制度的变迁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An Entrepreneurial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Utilizing Kirzner's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Schumpeter's two types of economic responses and the Austrian theory of institutions as building block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Focusing on the coordinating role of human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ntrepreneurial extraordinary discovery destroys the stabi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creates uncertainty in the market (creative response). As a result, institutions are incapable of coordinating economic activities because market participants' stocks of knowledge are no longer adequate to solve new problems. Hence, profit gaps or mismatche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plans occur. Given new technologies, new relative prices and tastes, imitative entrepreneurs soon identify and capitalize on the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Schumpeterian extraordinary discoveries (adaptive response). Imitators improve production methods, modify rules and alter property rights in order to improve coordination. Through learning, experimentation, trial and error, the more rewarding methods are then selected. Successful actions are imitated and repeated in the market, and gradually crystallized into new institutions which once again serve as social coordinators.     

产权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变迁——来自广东经济非均衡转轨的证据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政策、区域、禀赋等对广东经济转轨绩效的影响,论文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旨在分析广东政府放松对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对经济转轨产生的制度效应。研究发现,广东各级地方政府放松对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大幅节约了租金耗散,并衍生出更多给予经济个体发挥比较优势的获利空间,扩展了市场范围,从而促进了地区经济均衡转轨。论文对于理解广东经济转轨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它尤其有助于揭示产权管制放松与经济绩效变迁二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和制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