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工资粘性与中国经济周期

通过同时引入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拓展了包含五类外生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此框架下考察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对经济周期的作用及传导机制,并分析两者传播和放大外生冲击作用的异同,研究发现：同时包含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的一般均衡模型要明显优于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无工资粘性模型;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均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外生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在不包含两者的情形下,投资冲击的贡献度变小,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的贡献度变大。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我国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2011年CHNS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工资决定的分位数回归表明,在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部门之间存在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的来源,把握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并且从理论上阐释和评价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分配制度和政策。     

地方“人才新政”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

本文以2014-2020年间我国各地陆续出台的“人才新政”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人才新政”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新政”实施会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其作用渠道主要是通过影响地区劳动力市场供给,进而改变企业的调整成本,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来实现。研究还发现,“人才新政”主要降低了劳动力数量粘性而非劳动力薪酬粘性。截面检验发现,“人才新政”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降低作用主要集中在人才存量较少和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以及生产经营结构变化较小的样本。最后发现,“人才新政”缓解了劳动力成本粘性对企业劳动力生产效率的不利影响。本文将宏观的人才政策和微观的企业人力资本配置相联系,为人才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提供经验证据,丰富成本粘性理论研究。     

我国农民工工资问题及对策分析

当下,我国农民工工资问题主要表现在工资偏低,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素质的农民工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以及拖欠、克扣工资等方面,本文将从相关制度、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自身的素质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以及解决对策.     

我国农民工低工资的一个可能性解释——基于效率工资模型及其扩展的思考

农民工资长期锁定在较低水平,是引发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同时出现用工荒与失业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农民工低工资形成机制的研究。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回顾并分析了传统效率工资模型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将现行农地制度纳入到效率工资模型中．从农民工劳动需求与供给意愿两个层面探讨效率工资的决定。与此同时．进一步从现行的农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农民工供需数量三个方面解释了我国农民工的低工资现状。提出了从加大人力资本培训、构建统一市场等方面改善农民工工资低水平现状的基本思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形成机制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也相应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试图总结概括这一变迁的历史路径,并对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工资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想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形成机制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也相应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丈试图总结概括这一变迁的历史路径,并对现在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工资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想法.     

中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演变研究——基于非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方法

基于CHNS历次调查的数据资料,利用非条件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方法,实证研究1989-2011年三个时期中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问题.研究表明:(1)两个就业群体间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正规就业的个体禀赋优势在工资决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距存在不对称性现象,且在工资分布的末端表现明显,符合"黏地板效应",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低收入群体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就业歧视;(3)由个体禀赋所解释的特征差异呈现上升趋势,而由非市场因素解释的参数差异则在不断下降,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整体上趋于公平和完善,工资的决定机制更加以市场为导向.     

转折当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正>一、罢工与加薪潮背后的根本原因近期全国多个省市相继爆发大规模的罢工潮以及加薪潮,这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分割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压低制造业工人的报酬,反映在中国宏观经济上,就是劳动生产率持续上涨,但是工资上涨幅度并没有     

结构转型、劳动力迁移与房地产市场——基于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Iacoviello(2005)的建模思路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包含耐心家庭、企业家和消费品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和价格粘性,并根据我国所处的经济结构转型特殊时期,引入人口迁移因素,研究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大量劳动力迁移在房地产市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确实是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中国结构转型的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迁移也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中国正在经历并持续推进的城镇化发展对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自动化技术、结构转型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化

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内生自动化技术选择模型，定量考察了内生的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对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发现：(1)除了产业结构转型外，内生的自动化技术是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和服务业部门相对制造业部门工资溢价的另一重要机制。(2)中国近二十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演化趋势，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分别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上升阶段。部门工资溢价的持续上升则是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3)要素禀赋与劳动力技能禀赋的结构性变化是驱动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和部门工资溢价的重要因素。(4)加强对制造型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其与服务型劳动力之间的技能差距，同时鼓励制造型劳动力向服务型劳动力转移，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部门工资溢价。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演化的驱动因素与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可为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启示。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粘性

本文以2005-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我国各个省份的常住人口老龄化数据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于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提高劳动力成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考察人口老龄化对企业人力成本的影响,加深了我们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后果的认识。本文结果表明推动企业优化升级是降低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     

中国上市公司粘性现象影响因素研究：文献回顾与展望

自国外学者首次证实成本粘性现象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国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粘性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首先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前期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梳理了国内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成本费用粘性、高管薪酬粘性以及劳动力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加深了对成本费用粘性等粘性现象影响因素的理解,最终在考虑我国制度背景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对我国上市公司粘性现象可深入研究的方向。     

最优货币政策研究:基于粘性信息宏观经济模型的检验

粘性信息理论是近十年来新型不完全信息理论之一,文章以SVAR模型来拟合中国货币政策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基准模型,借助菲利普斯曲线,同时还引入传统凯恩斯的粘性价格模型,作为比较的模型,从而来检验粘性信息模型在中国的适应性。     

人民币实际汇率传导机制巴萨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拓展了巴萨效应模型并运用1991-2010年间的数据来检验。检验方法上采用时间序列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短期偏离误差修正机制,最后运用脉冲响应模型检验分析短期冲击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背景下,部门工资率作为实际汇率价格传导机制并未严重受到阻碍,符合巴萨效应。     

民工荒终结廉价劳动力时代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随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廉价的农民工工资低下,劳动没有尊严。它是一种极具说服力的示范效应和传导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拉低并减缓了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速度。因为农民工与城里人在用工机制上基本具备了无障碍的替代效应。对于普通工人而言,谁不干谁走人,空缺自然有不挑剔的人(包括下岗者或农民工)来填补。     

企业中间品出口对工资的增长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中间品出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长,但企业中间品出口带来的企业工资增长效应是非对称的。总体来看,企业中间品出口对于具有较高和较低工资水平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但对于中等工资水平企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产业层面,实证研究证明中间品出口对企业平均工资的非对称增长效应存在,且这种非对称增长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业内的工资差距。当前,我国应进一步促进中间品部门的转型升级,建立统一完善的中间品大市场,推动中间品生产部门劳动力工资进一步提升。此外,还应加速培育创新科技型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向高端制造行业流动,以开放促改革,统筹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完善收入分配格局。     

民工荒终结廉价劳动力时代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随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廉价的农民工工资低下,劳动没有尊严。它是一种极具说服力的示范效应和传导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拉低并减缓了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速度。因为农民工与城里人在用工机制上基本具备了无障碍的“替代效应”。对于普通工人而言,谁不干谁走人,空缺自然有不挑剔的人（包括下岗者或农民工）来填补。     

失业波动、关税冲击与最优货币政策——基于新凯恩斯主义视角下的理论研究

在含有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的小国开放经济中,引入失业变量和关税冲击,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要经济变量的分析,从理论和数量两个层面,对失业的波动情况进行了阐释。同时基于福利损失函数的推导,对最优货币政策和一些简单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1)正向的进口关税冲击可能导致本国失业率的下降,但失业率偏离稳态的幅度很小,在短期后即回复到稳态水平,并出现了“失业超调”现象;(2)与封闭情况下相同,失业的存在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势力造成的,失业波动的原因则与名义工资刚性的存在有关;(3)最优货币政策都是在减少国内价格通胀、工资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进行权衡;(4)盯住失业率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在脉冲响应和总体福利损失两个视角下,均优于盯住产出缺口的简单规则。     

经济增长视角下的中国劳动力数量与结构变化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已经在2012年呈现负增长,劳动力（20-59岁）数量也将从2016年开始下降,2022年开始,我国劳动力数量则会快速下降。目前劳动供给紧平衡,农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速度放缓,工资快速上涨,求人倍率连续三年大于1。伴随我国劳动力数量下降,劳动市场将供小于求,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文章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参与率,降低经济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效率,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就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减少结构性就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