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汇率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分析——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分析

汇率是影响制造业出口的重要因素。根据克鲁格曼的汇率"脱钩"理论,建立了具有门槛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实际汇率对江苏省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在预期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的背景下,实际汇率的贬值不利于制造业出口;在预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背景下,实际汇率贬值对制造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应当通过提升技术水平、降低成本来改善竞争环境,维持并扩大出口。     

生产率的结构性变动对我国外贸顺差的影响

基于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分析了生产率的结构性变动对我国外贸顺差的影响。从国内来看,我国制造业(出口行业)的生产率增速要高于服务业(进口竞争行业),在"放大效应"的作用下,出口行业产出增速较快,出口规模急剧扩张;从国际来看,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生产率增速要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在服务业方面彼此相差不大,由此引发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要素贸易条件改善。上述因素的相互叠加,致使我国出口额超常增长,成为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     

我国外贸竞争力、外国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我国外贸竞争力、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的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我国外贸竞争力、外国直接投资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然而只有外贸竞争力是实际汇率的格兰杰原因,实际汇率是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水平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我国的引资政策和汇率形成机制未能有效提高外贸竞争力,而我国外贸竞争力并不影响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也不影响实际汇率的变动。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竞争力研究——基于行业实际汇率视角

利用2004～2007年的月度数据,首先算出劳动密集型行业实际汇率指数,然后实证检验影响该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该行业实际汇率却全部贬值,行业实际汇率比实际有效汇率更能反映该行业稳步上升的出口竞争力.在此期间,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不是以牺牲利润率为代价获得的,行业实际汇率贬值对出口竞争力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中国出口贸易之谜:一个生产率冲击层面的解释——基于中国对35国(地区)出口贸易的面板协整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汇率升值会导致出口量的下降,但我国在2002—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出口规模仍然在持续扩张,该现象可称为“中国出口贸易之谜”。文章提出一个以生产率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率冲击”因素来解释中国的出口贸易之谜。通过利用我国出口量数据,以双边实际汇率、国外收入及中国绝对生产率水平或相对生产率水平为解释变量进行面板协整,结果表明收入和生产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汇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均符合理论预期。     

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分析——基于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5-2009年全国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的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食品加工业及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食品加工业的出口贸易没有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对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主要出口对象国家国民收入均促进了两个行业的出口贸易,而有效汇率对两个行业的出口有抑制作用。     

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

本文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结论表明,尽管我国自1994年后对美国的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但仍然无法规避实际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按SITC的比较发现,不同行业对汇率波动的反应不同,制造业产品受到的影响明显大于初级产品;此外,制造业中不同产品对汇率波动的反应也不一致.因此,基于本文的实证结论,笔者建议加快远期外汇市场建设,并指出提升国内需求是缓冲将来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对我国贸易影响的重要手段.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异质性与制造业就业动态

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就业优先的背景下,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服务业开放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理论模型,继而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异质性,其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同时还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对四类典型垄断性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通信业和金融业开放能够显著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动态,而铁路和航空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弱.最后,本文还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其引发的企业间就业再配置改善提升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总的来说,本文肯定了服务业开放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效配置和质量升级的开放新动力.     

中国服务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性检验

本文选取了中国服务业7个行业2010年~2014年的数据,通过用总量法和均值法两种方法测算,并比较中国服务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来检验出口企业"悖论"的存在性,根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部分服务业出口企业是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的。最后,本文检验了生产率和企业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虽然服务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是服务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服务企业的出口与该企业的生产率并无关系,验证了我国服务企业并不是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出口。     

服务业管制改革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三水平多层模型的研究

本文在服务业管制改革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微观-中观机制基础上,利用三水平多层模型对1996-2008年OECD22国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平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外国服务替代了本国服务,外国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内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具有负作用,但总体上服务业管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生产率,且该结论对不同国家具有一般性。中间品关税率、最终品关税率的削减带来的促进作用比服务业管制改革更明显。此外,各国自由化程度的差异是制造业TFP总变异的重要来源。各国应积极推动服务业管制改革,利用外国服务投入的同时,注重培养国内服务投入的技术优势。     

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影响——来自1998~2007年细分行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首次利用498个4位代码的细分行业数据研究汇率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扩展汇率调整对就业市场影响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从要素密集度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市场的传导渠道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贸易数据构建人民币在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会对中国城市行业就业市场产生显著且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初级产品和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实际汇率调整对就业影响估计的显著性明显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3类行业的就业弹性分别为0.423、0.327、0.309;相对私营行业而言,外商投资行业的净就业水平对于实际汇率调整更为敏感。     

论产业转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及我国贸易结构的调整--兼论我国中性贸易战略

本文建立了产业转移影响实际汇率变动的理论模型,并检验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实际汇率、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及我国贸易特化系数,认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认为的贸易品劳动生产率降低带来的实际汇率上升在中国是存在的.针对我国加工贸易比重过大的现实,本文提出应当在及时调整我国贸易结构的基础上合理重估人民币汇率.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调节机制检验

本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1999-2008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调节效应的存在性,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和不同要素类型制造业进行相应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调节效应不显著,但细分行业存在差别;生产性服务业调节效应的方向和程度受到制造业类型的影响。     

服务业FDI的前向关联和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投入产出表构建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前向关联指标,并基于DEA方法将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增长的基础上,探讨服务业FDI是否通过前向关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研究发现,服务业FDI通过前向关联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技术效率改善,但主要是通过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服务是一系列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服务业自由化将对下游制造业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和制造业2003-2009年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服务业私有化和服务业竞争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外资企业进入与服务业私有化相比更能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 对我国FDI 流入的影响

汇率波动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基于1994~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构建带有金融危机变量的模型和利用邹氏检验法对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FDI流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经过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危机改变了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FDI流入之间原有的负相关关系,中国成为外资的"避风港"和外商规避贸易壁垒是后危机时代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有利于FDI流入的两个主要因素。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更加贴近市场实际汇率水平,会增加FDI的流入,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稳定。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我国是装备制造大国,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由大变强的必然途径。本文利用全局参比的DEA-Malmquist模型和耦合评价模型,采用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间的产业融合水平,并构建面板Tobit模型分析产业融合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大于东部及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总体上呈现"金字塔"型分布特点,区域上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特点;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主要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双重机制,对装备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促进了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业融合之初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随着装备制造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熟练以及两大产业间制度、管理水平上的深度融合,当期的技术进步效逐渐消退,纯技术效率增长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基于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

在Melitz提出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分析生产率对出口影响以后,国内学者运用实证检验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存在"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未出口企业,也检验得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陷阱",即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具有阻碍作用。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数理模型研究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联系,再运用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并讨论它们存在的原因,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本文对出口企业与国内企业分别进行了全国、分行业、分省份的实证检验。最后在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出口制造业企业走出"生产率陷阱"的途径。     

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

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为基础,运用我国与美国的数据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标准的和拓展的两种模型下,相对劳动生产率在实际汇率的决定中起着主导作用,拓展变量(如开放度、信贷比率、投资比率、贸易条件等需求因素)在实际汇率的决定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政府支出比率对人民币汇率没有实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