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区城乡收入收敛性实证研究

使用1991-2011年的人均收入和CPI数据,对中国东、中、西、东北部地区进行了β和σ收敛分析,实证表明:东部地区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在1991-2011年不存在σ收敛、β收敛,即东部地区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中部地区城镇、农村人均收入在1991-2011年均存在σ收敛、β收敛,且城镇人均收入每年以17.333%的速度收敛,农村人均收入每年以8.333%的速度收敛;东北地区城镇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东北地区的农村收入每年以3.378%的速度收敛;西部地区城镇人均收入差距在缩小,每年以8.174%的速度趋于一致,而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部地区人均收入在城镇、农村上收敛速度均为最大。     

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相关性与地区收敛分析

本文以消费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增长收敛理论为基础.运用1994-2006年中国省级区域全体居民消费水平数据,对我国31个省域的消费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和地区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发现:省级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存在着全域正相关性和低值集聚现象;对地区消费水平的绝对β收敛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实证分析显示,省级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即使在考虑空间因素的情况下,绝对β收敛也不明显,通过进一步控制人均收入,发现存在条件β收敛,地理效应对收敛产生正向效应.本文认为,在依靠消费边际倾向的内在动力的同时,政府应制定地理空间协调政策,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以便实现地区消费水平收敛的最终目的.     

农业现代化、人力资本积累对西部地区经济收敛的影响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农业现代化、人力资本等要素在内的新古典模型,分析了农业现代化对经济增长及收敛的影响机制。实证发现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整体上存在σ发散和绝对β收敛;在条件收敛发现农业现代化对于经济的贡献明显,但人力资本的三个指标对经济贡献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不同;其他辅助变量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也十分明显。     

安徽省旅游经济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

旅游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基于安徽省2012—2021年国内旅游收入数据,采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安徽省旅游发展不平衡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旅游收入呈“N”字形变化,总体发展不均衡,存在“皖南-皖中-皖北”的梯度递减趋势;安徽省旅游经济总体呈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态势,城市间差异逐步缩小;星级饭店数量、国内旅游人均花费、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量等因素均对安徽省旅游经济具有显著影响。     

APEC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经验分析

本文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1950～2000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了经验分析。通过人均收入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这三种检验以及APEC成立前后的对比发现,亚太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增长收敛性,而APEC的出现与发展又明显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收敛性,大大提高了区域内经济增长收敛速度。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南—北”模式的区域一体化有助于缩小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其基本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省都存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劳均资本不存在收敛性,TFP在1978～1991年期间存在绝对收敛,在1992年之后也不存在收敛性,因此,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中并没有自动发挥作用;劳均资本积累和TFP增长的变动趋势共同解释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相比较而言,前者的作用更为重要,未来若干年内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仍将由各地区劳均资本的变动趋势决定。     

基于面板数据方法的泉州市居民收入收敛性实证研究

利用1999-2008年泉州市各县(市、区)的人均收入面板数据,应用多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泉州市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否存在区域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既存在β-绝对收敛,也存在β-条件收敛,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存在β-绝对收敛,而不存在β-条件收敛。     

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异研究

居民收入差异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增长迅速,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改革开放以来,在综合实力稳步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稳步增长,但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现象越来越明显,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情况下,以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运用一系列测算指标,来考察浙江省11个地级市和58个县和县级市城镇居民在1990年到2012年这22年间的收入差异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绝对差异还是从相对差异角度来看,浙江省个区域间的居民收入差异都是不断扩大的,同时既不存在α-收敛,也不存在绝对β-收敛,呈现发散的状态。     

江西省11地市经济收敛性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江西省11市经济收敛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表明：江西省11地市之间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不存在σ收敛;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和工业产值增加都对经济的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21年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通过ArcGIS软件计算局部Moran’s I区域分布图,接着运用Stata17.0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深入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空间集聚特征具备区域一致性。(2)本地区和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作用相互叠加,显著加快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下显著发散,而在邻近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下显著收敛,尽管间接效应的收敛作用抵消了直接效应的发散作用,但总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中国区域经济收敛与地区差距的再检验

本文首先收集1985—2006年中国28个省市数据验证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条件β收敛和绝对β收敛,然后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来分析造成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原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自1985年来区域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收敛性。当我们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后,我们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收敛。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实物资本投资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商直接投资和开放程度在地区差距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教育和地理位置的优惠政策的作用则越来越小。     

中部地区2010—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均衡发展对构建国家发展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利用2010—2021年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考察中部六省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人均GDP、常住人口、人口密度、城乡收入、城乡差距等的变化趋势与特征。研究表明：（1）中部六省的经济规模都在不断增加，但数量差距在扩大；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率在整体上呈现降速趋势，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湖北、安徽、湖南的人均GDP的增长较快，而河南、山西、江西的人均GDP增长较慢。（2）中部六省中除湖南外，其他五省的常住人口规模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中部六省的人口密度除湖南省比较稳定外，其他都具有波动性特征。（3）中部六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别较小，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差别较大。各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上是缩小的，但山西、江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个别年份波动较大，存在回弹的现象。最后提出积极寻求基于资源优势和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推动以区域创新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把握国家发展战略、用好用活用足国家政策等建议。     

中国省域间居民收入水平收敛性实证检验

利用2000-2008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人均收入面板数据,应用多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和不同比较基准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否存在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以北京人均收入为基准,不管是全国还是三大区域,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都只存在条件收敛,不存在绝对收敛。而以全国人均收入为基准,在全国层面城镇和农村都既存在绝对收敛,也存在条件收敛。以组内平均水平为基准时,三个区域的城镇都存在对本组内平均水平的绝对收敛,农村情况基本相反,三个区域都不存在绝对收敛。东部和西部存在条件收敛,而中部不存在条件收敛。     

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运用基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两种分解方法的省际面板模型检验了持久收入理论的三个假设。结果发现,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与其持久收入均显著相关。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其暂时收入显著相关;安徽、黑龙江、吉林、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和海南等省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零,而其他省份的不等于零。"λ假说"检验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都是过度敏感的,导致PIH的局限性。选择误差修正项的绝对值表征不确定性和远期的流动性约束对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和远期的流动性约束对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大于城镇居民。     

国家发展战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西部大开发为例

通过对不同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的对比分析,发现国家发展战略(这里以西部大开发为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积极影响——尽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绝对值的影响甚微,该战略实施后该系数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的增长率。     

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自1981～2005年的25年间,以5年为一个考察期,对陕西省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平均相对收入差距进行考察和分析,发现在5个考察期中,陕西城乡居民平均绝对收入差距呈现指数增长的趋势,平均相对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上升。笔者认为只有不断对二元制度进行一元化改革和调整,以及在对农业方面进行持续和力度足够投资的基础上,才能在根本上缩小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缓解由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和谐陕西早日实现。     

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预测和成因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我国许多省区面临的重要问题,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并且形势不容乐观。本文依据1990-2010年北京市城乡收入数据,运用SPSS回归分析法,对北京市未来几十年的城乡收入状况进行了预测,然后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1990-2010年相关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并在回归结果基础上,给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几点建议。     

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预测和成因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我国许多省区面临的重要问题,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并且形势不容乐观。本文依据1990-2010年北京市城乡收入数据,运用SPSS回归分析法,对北京市未来几十年的城乡收入状况进行了预测,然后本文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1990-2010年相关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并在回归结果基础上,给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几点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以铁路提速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升级，是否会影响收入分配?通过将始于1997年的铁路提速事件视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提升的准自然实验，文章基于要素流动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铁路提速对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铁路提速通过促进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表明，铁路提速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大约5%-7%。铁路提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来自于促进了人的流动、物的流动和技术流动，从而证实了要素流动机制。从城乡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铁路提速显著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动态效应表明，铁路提速初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缩小作用递减；在2003年之后，铁路提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这一过程中，2003年之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主要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从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2003年之后，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大于农村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这一动态效应的背后主要是由要素流动机制所致。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文章结论依然十分稳健。文章结论为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打破地区分割促进要素流动、提升农村地区要素集聚能力等政策提供了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