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群体性纠纷调解制度研究——以化解群体性纠纷存在的困境及对策为视点

群体性纠纷是近年困扰我国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虽然很多群体性纠纷最终得到了化解,但是却历经很多周折,面对化解群体性纠纷存在的诸多困境,必须寻找有效的应对策略,减少群体性纠纷的发生,提高化解纠纷的效率。     

浅析政治学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社会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爆发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因此,通过运用政治学分析方法分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以及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对于妥善有效地处置和化解群体性矛盾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基于公众参与视角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我国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环境事故频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环境群体性事件不仅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更有可能加剧社会的暴力化倾向,化解生态环境引发的群体性环境事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世界环境保护的经验表明,积极推进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方法。我国多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凸显了公众参与中存在诸多不足,文章从公众参与的视角深入分析造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公众参与、化解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局措施。     

应对与化解群体性事件“三呼唤”

新世纪以来,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且呈增长态势。追溯其根源,不科学发展、不正确的改革观及错误的处理观念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三大根源。因此,要有效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须做到：一要呼唤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及坚持以人为本,把握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核心;二要呼唤正确改革观,兼顾各方利益;三要呼唤思维与时俱进,理性看待及用科学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对群体性事件系列机制构建探析——以德宏为例

群体性事件是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矛盾更为复杂。本文作者通过分析德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面临着的问题和矛盾，结合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当前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系列措施和途径。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程度不同的社会动荡,由此产生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并且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目前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的角度。对此,试从法律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及解决手段进行了探讨。     

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的对策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利益来自人的需要,是人自身存在的最基本的要求.人类活动在最终意义上都可以归结为利益,群体性事件说到底是根源于利益问题.利益问题是一个关涉到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化和整合进程不断加快.在利益协调和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一些群体的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甚至受到了侵害,但这部分受损群体的利益诉求却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出来,从而不得已采取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解决之道在疏而不在堵,必须通过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构建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引导他们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切实维护民众权益.     

浅谈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分类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引发社会结构性的调整,从而使得社会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由此必将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如何看待成为了一个焦点。因此重新审视群体性事件并作出重新分类具有重要意义。     

论群体性纠纷的诉讼机制——以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为视角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的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群体性纠纷日益增多,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采取多元化的纠纷处理机制．特别是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代表人诉讼制度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使其更加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政府信用的建构路径与对策——从云南两起群体性事件谈起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是实现政权稳定、促进和谐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提高政府信用度,既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也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正在考验着中国基层政府的信用,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中国的法律监督制度,提高政府官员依法执政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与依法维稳的选择

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极大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这些群体性事件在性质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是法治文化缺失,进而使维稳偏离法治的轨道。因此,要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回归到法治的轨道,走依法维稳的道路。     

论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矛盾自然会不断增多,由此所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也将越来越多.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相继出现并不断扩大,矛盾相对集中,部分群众对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失业、贫富差距、激烈竞争现象认识不足,心理承受力不适应时代的变革,而起保障作用的国家和社会控制的整体机制相对滞后,使得多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缓解.因此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分析其成因,寻找出一般规律性,对及时消除各种矛盾隐患、及早解决问题,有效避免其形成大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的构建研究

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和频发期,及时有效地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党和政府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只有建立健全灵敏快捷的情报信息预警机制、健全高效的应急处置指挥机制、完善配套的控制处置预案机制、公平正义的平等协商对话机制、及时发布的权威信息公开机制、快查快处的法纪责任追究机制,才能牢牢把握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制高点和主动权。     

群体性事件中利益调处失衡的救济

群体性事件频发,一方面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社会结构重组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有关。要对群体性事件进行预防和处置,就必须要求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利益救济机制、多元的纠纷辅助机制和群体性事件事后处理机制。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行为信息传播机制——基于心理因素的分析

分析了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个体行为信息传播的成因、动力和路径,刻画了群体行为的特点,建立了行为信息传播模型,并运用行为信息传播模型与动态优化理论研究了政府对环境污染群体事件的解决问题。结果表明:政府可根据群体性事件中个人的心理特点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舆情引导、澄清不良行为信息;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应明确态度以维持政府公信力,对闹事分子进行隔离以避免不良行为信息扩散,根据群众的心理特点尽快提出解决方案且给予群众以适当补偿。     

城市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表达与危机应对

城市群体性事件由于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行政执法失当等原因处于不断上涨的趋势。在网络的时代,话语权1的争夺越来越重要,而关于话语权争夺的空间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表达模式范畴,城市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网络的公共平台传达开去,这使得政府危机管理的难度加大,后续影响更加难以消除。政府在新的环境下应找到合适的应对危机管理方法,提高服务水平。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逐步推进,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由此诱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环境群体性事件已与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一样成为三大群体性事件之一,成为抑制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与政府形象,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对策研究

我国当前处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农村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呈多发的趋势。本文在探讨我国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特点的基础上,探索预防和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对策。     

群体性事件成因研究述评——兼论伦理学维度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前提。学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主要有社会转型期之必然属性说、参与和处置主体说、社会文化心理说等多种理论。从伦理学视角探究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可能是更为深层的分析路径。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为此,要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战略,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体力量,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程序建设,要掌握科学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妥善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打造现代政府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