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FDI进入中国大陆的决定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入中国大陆的FDI主要来自日本、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入中国大陆的香港FDI主要有港商投资、在港中资机构投资和“假外资”投资等三种类型。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是香港FDI进入的优先区域,并向内地呈梯度分布。我们以1980—200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了香港FDI进入中国大陆的决定因素。本文结论显...     

中国FDI流入规模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正> 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Investment,FDI)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迅速,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606.3亿美元。截止到2004年12月底,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到5621亿美元。FDI对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等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对影响和决定我国利用FDI的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国利用FDI的规模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根据研究者们侧重点的不同,我们至少可以将已有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主张用宏观因素,包括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存量、通货膨胀率和货币     

基于面板数据的FDI地区差异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方法，对1990—2004年我国东、中、西部的外商投资地区差异的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超过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弹性系数方面也具有优势。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1999-2008年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整体和区域讨论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整体样本中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抑制作用,并且在经济较不发的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负效应更加显著,说明"污染者天堂"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当然,外商直接投资主要还是由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持续扩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1999～2004年度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测度。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每增加1%,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0.358%。进一步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研究表明,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域分布特征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也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面板数据的FDI地区差异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方法,对1990-2004年我国东、中、西部的外商投资地区差异的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超过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弹性系数方面也具有优势.     

FDI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数据

选取35个国家2001—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市场、双边贸易、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以及教育水平等指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但两者呈负向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越少;同时,我国对出口及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也较为敏感。出口于东道国的贸易额度越大,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多;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我国呈负弹性关系,东道国工资水平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少。     

反腐败强度与FDI: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外商投资已经成为促进我国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了研究腐败是FDI进入过程中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本文选取我国2002-2013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反腐败强度对FDI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反腐败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之间呈正比关系,即随着反腐败强度的上升,会更多地吸引FDI的进入。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能够降低跨国公司的隐性成本,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的进入提供一个更加公平诚信的投资环境。     

中国服务业吸引FDI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对服务业吸引FDI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计量模型对中国服务业吸引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促进我国服务业吸引FDI的有利因素是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地区法制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阻碍服务业吸引FDI的不利因素是政府对地方经济干预程度过深。     

对外开放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1991~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就收入不平等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进出口的增加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均导致了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将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区分开来,本文分别分析了进口和出口对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进口能够显著提高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出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收入不平等。文章最后就对外开放对我国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的可能途径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84-2003年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和三次产业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工业增加值的提高都具有正效应.再通过Cllow突变检验,发现1992年前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三产业工业增加值提高的影响显著不同,对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提高的影响则相同.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又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严重偏斜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偏斜.因此,我们提出我国应该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加大外商投资的领域,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城镇化、FDI与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14年全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模型,从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出发,实证分析城镇化与FDI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全国层面上城镇化水平对居民消费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不同地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有明显差异;FDI对居民消费增长存在正向作用,其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且具有滞后性;城镇化与FDI的交互作用对促进居民消费呈显著正向作用。     

我国FDI流入的经济效率分析——基于地级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文章利用2003-2012年期间我国246个地级市数据,首先借助DEA方法测量出不同地市的Malmquist指数,然后通过基于工具变量的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自2003年以来,全国经济效率逐渐上升,约累计提高了37.1%,但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效率及其增速各不相同。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发现FDI能够有效促进所在地的经济效率,特别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和经济效率较高的地市。地区经济越发达、经济效率越高,则FDI提升当地经济效率的作用越显著。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作为“投资”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但它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挤入”国内自身的投资,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国有部门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占居主导地位,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明显作用;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促进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无显著影响。因而,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催化剂”的性质。     

房价与城市化的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化水平与住房价格的动态经济模型表明,城市化速度的上升会导致房价的迅速上涨：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各地区房价对城市化率的弹性均为正值,表明城市化水平对房价具有正的积极影响。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异化的房地产业发展规划与城市规划,尊重经济规律,确立切实可行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实行稳健的可持续的城市化战略,通过这些措施促进中国房地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     

区域城镇化差异对FDI空间集聚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城镇化逐渐展现出其开放性的特点,其对FDI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文章利用全国30个省级城市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对我国FDI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水平在中部地区与FDI呈显著正向关系、产业城镇化水平在东、中、西地区对FDI均呈现明显负向影响,土地城镇化水平对东部和中部地区FDI的数量和分布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有利于从城镇化的角度,制定合理的外商引资政策,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缩小FDI区域分布的差异。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什么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以往文献存在一定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市场因素最主要,还有观点认为前期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对当前服务业FDI的流入最重要。本文利用我国1997～2008年各服务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没有前期服务业FDI流入时,我国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率及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而存在前期服务业FDI时,制造业FDI、前期服务业FDI的流入,即集聚因素成为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     

俄罗斯利用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Panel Data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FDI地区流动特点表现为投资主流正在从传统的投资区域转向某些新兴的市场,俄罗斯联邦近年来由于能源行业蓬勃发展,其吸引FDI的能力大幅提升。本文通过对俄罗斯七个联邦区1999~200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对影响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剖析,对其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     

基于VAR模型的FDI与中国通货膨胀的经验分析

理论分析显示FDI会通过国际收支、国内投资、货币供给量和国际贸易等因素引发中国的通货膨胀。本文在多变量VA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季度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ECM等方法发现,在长期内每增长1%的FDI会带来通货膨胀上涨0.24%,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和国内投资引发了通货膨胀率上升,而贸易开放度抑制了通货膨胀。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外汇储备是影响长期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因素,FDI对外汇储备的冲击存在正向作用且效应呈递增趋势。     

纺织业FDI在中国大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基于外资不同来源地和地区差异的视角

基于1999-2006年中国大陆31个地区纺织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态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广义矩方法分别分析了来自台港澳的外资和其他来源地的外资在中国大陆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城市化水平对前者的影响显著，对后者的影响不显著。国有企业数量对后者的影响显著，对前者的影响不显著。聚集效应和示范效应都显著影响了不同来源地外资的区位选择。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只对其他来源地的外资在该地区投资影响显著。东部沿海地区的研发环境因素对外资的影响是正的，中西部地区的研发环境对外资的影响是负的。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对其他来源地外资的影响是负的，中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对其他来源地外资的影响是正的。土地使用成本、市场规模和政府财政支出对外资的影响与理论预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