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变动分析

通过对1985年以来我国的总体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以及不同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变动趋势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的总体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虽然符合“倒U”规律，但包含了很多的不合理成分；各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农业与非农业之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状况等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扩大的重要因素。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部门积累起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二三产业转移产生配置效应,这是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分解方法,利用197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三次产业要素产出弹性动态估计结果,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配置效应进行重新考察.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新探

按照转移方式的演变,可以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转移濒于停滞阶段,内部转移占主导地位阶段和全方位转移阶段。同时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的定量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和引致作用。     

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具有调节效应吗？——基于中国东、西部6省市抽样调查的实证检验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要素流动对农业生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农业生产效应将存在差异。以水稻生产为例,利用对中国东部江、浙、粤和西部川、渝、黔六省市的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实证检验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造成了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务工汇款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没有改变务工汇款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但显著抑制了劳动力流失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市场环境的差别会导致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各地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分解——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分行业实证分析

2012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采用shift-share方法对2002—2011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且“奖赏”强于“负担”;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有助于提升产业总体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内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市场化改革是其主要推动力;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偏低;在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因此,上海应加速市场化改革以推动服务业各行业按自身规律协调发展,而不能刻意追求片面性的结构调整。     

劳动力转移、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构建在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情况下的农业发展机制模型,揭示了劳动力转移、农业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三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力转移通过促进农业资本深化,进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农业劳均资本增长率与非农就业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利用中国199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业劳均资本增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农业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又显著地促进了农业劳均资本增长,因此,现阶段中国农业正处在资本加速深化时期,也即位于倒U曲线的左侧.基于此,在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加快农业资本深化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及其区域差异——基于Shift-share模型的实证分析

自国家实施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本文利用1997—2008年各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hift-share模型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近10年中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产业内技术效率的提高,但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也不可忽视;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效的,而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理想;各区域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呈现分化的趋势。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农业供应链金融扶贫研究展望——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文献综述及启示

宏观上看,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直接促进了贫困人口就业和劳动力要素回报率提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再分配效应也间接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从微观上看,金融扶贫需要通过机制创新对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给予信贷支持,避免“精英俘获”和资金错配。农业供应链金融致力于构建农业产业链各利益主体之间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兼具普惠金融、合作金融和小微金融的特点,是有效的金融扶贫微观模式之一。结合我国实际,需要比较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核心农业主体、不同模式的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深入探究农业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之间的多方协作机制及其减贫效应,并持续关注金融科技发展和信用体系建设对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的影响。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财政思考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必须通过一定财政政策的支持,积极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经济质量,增强农业的竞争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向非农产业领域的转移、从农业劳动力过剩地区向劳动力短缺地区转移,藉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财政思考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必须通过一定财政政策的支持,积极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经济质量,增强农业的竞争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向非农产业领域的转移、从农业劳动力过剩地区向劳动力短缺地区转移,藉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财政思考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必须通过一定财政政策的支持，积极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经济质量，增强农业的竞争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向非农产业领域的转移、从农业劳动力过剩地区向劳动力短缺地区转移，藉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产业结构调整对浙江就业途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第三产业平均每单位产值的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冗员和隐性失业问题,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正逐步走向均衡,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但就业吸纳空间逐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就业二元结构显著,刚性明显。就业弹性较高,通过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就业,失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中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要加快产业升级转型,充分发展第三产业,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和灵活就业,大力促进创业,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建设,完善劳动力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转变效应——基于边际劳动生产率方法的测算

采用经过改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方法估算了结构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结构转变效应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它能够解释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1/10,这比通常估计的要低;其影响呈U型变化,在1998年以前较高,之后逐渐降低,加入WTO之后又升至更高水平。由于中国各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仍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农业人口占有较大比重,因此,结构转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劳动力转移、资本投入与耕地集约利用

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大量转移,农户资本投入对耕地集约利用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尤为重要。通过将农户资本投入效应扩展到政府财政支农效应与农业贷款投入效应,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目前中国劳动力转移、资本投入与耕地集约利用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对耕地集约利用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能有效扭转劳动力转移对耕地集约利用产生的不利影响,但农业贷款消除负效应的作用有限;劳动力转移对耕地集约利用的不利影响,与资本投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积极作用都在增加。因此,应当提高财政支农政策效率、拓宽农户融资渠道、激励农户生产投资,从而达到提高耕地集约利用的根本目的。     

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基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环渤海经济圈为例,首先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从劳动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其次分析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结构效应矩阵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表明：与第三产业不同,环渤海经济圈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并不显著;结构变迁效应对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更多的是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关系研究——基于山东省数据

劳动生产率是生产率序列中最基本的因素。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劳动生产率得到持续提高。以山东省为例,运用Shift-Share Methods实证研究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迁共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长期趋势显示,结构变迁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此外,研究也发现,相对于结构变迁,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更加稳定的促进作用,而分产业看,技术进步对各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又各不相同。     

有效税率结构的经济增长省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实证

在测算我国31省份的资本、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模型(Panel Data),来考察各省份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种有效税率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有明显的省别效应。但就总体而言,资本收入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劳动收入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正有负,应区分省别做具体判断。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提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冲效应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两大趋势。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进而抑制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则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可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来“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模型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产生“对冲效应”;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该“对冲效应”在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较强,表现为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趋于加深的背景下,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升来优化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结构和质量,进而弱化和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教育的经济效应分析

教育产业是社会再生产增值链中的一环,具有实现和创造价值的经济功能。从短期看,扩大教育投资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连锁效应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从长期看,扩大教育投资能够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扩散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更新,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缓解就业压力,实现国民经济和谐、稳定和集约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