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子分析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以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为实证研究对象,选取支付环境条件等五个维度指标,涵盖人均移动支付笔数等25个三级指标构建了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将贵州省及其九个市州作为贫困地区的案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地区2014-2016年三年的普惠金融发展 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显示：一是贵州省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提升明显,但部分深度贫困县域进步不大;二是贵州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域之间差异较大,贵阳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三是基础金融服务是引起普惠金融变化的主要因素,且金融服务、信用建设及金融基础设施均等水平等因素不可或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来自中国1869个县域的证据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总体较低,如何依靠内生动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好为破解农业机械化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869个县域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影响的均衡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机械化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其他县域相比,农业落后县、平原县和农业县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益;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农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中介变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此,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应抓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制约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印度学者Sarma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从“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选取8个指标,计算了青海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对2010年-2018年影响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作了考察.研究表明,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态势良好;现阶段青海省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金融服务供给的增加;保险业发展较...     

中国普惠金融指数框架初探

试图在以往普惠金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普惠金融指数框架,用以评价和衡量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将普惠金融指数构架为供给方、需求方和外部因素三个部分,供给方主要包括了金融服务基础设施、设备和人员等指标,需求方主要考虑了产品和服务等指标,而外部因素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政策制定情况以及法律制度水平等指标。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的普惠金融与银行风险承担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数据,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纳入普惠金融指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总体来看,普惠金融与银行风险承担间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但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会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第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在2018年纳入普惠金融指标,可以通过成本渠道降低城商行因发展普惠金融提高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商行亦可以通过主动布局金融科技降低其因发展普惠金融而提高的风险承担水平。     

金融科技创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三重中介效应研究

文章以2018年上线的金融科技指数作为研究基础,基于文本挖掘法构建金融科技创新指数,并从金融服务的效率、质量、数量3条路径探究金融科技创新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文章结合我国共31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指标数据,参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3个基本维度构建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通过影响机制研究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金融科技创新有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路径与效用。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创新能够通过影响金融服务效率、质量和数量3条路径的指标来共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养老服务体系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养老服务体系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利用熵值法构建综合指标,并基于北京大学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地方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且使用工具变量法的结果仍显著;（2）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效用最强、西部其次;（3）数字普惠金融能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间接地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据此,从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的发展,吸引多元化服务主体参与来提出建议。     

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区域技术创新吗?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选取相关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对我国2005～2016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技术成果转化,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建议进一步落实金融政策,平衡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活动。     

普惠金融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选择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1)全国层面上,普惠金融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东、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3)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反向抑制作用;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根据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率,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并与国际水平进行比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及"服务质量"三个维度下,建立包含19个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采集各省数据,计算2013年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对各项指标的得分情况进行分析和解读,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是文献中首次对全国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展开了定量评估和实证分析的尝试。这项目研究对探寻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方向具有理论和政策含义。     

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了200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关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维度的渗透性"子维度在现阶段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起到主导效应,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大部分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在省域层面上表现出非完全一致的关系;周边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过这种溢出效应或区域辐射效应还不明显。     

普惠金融发展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多维指标构建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的评价指标,通过计算2004-2013年普惠金融指数,衡量评价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情况,并计算出31个省（市、自治区）2013年普惠金融指数衡量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对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做定性分析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公路里程数与普惠金融指数呈正相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劳动力结构、文盲占比与普惠金融指数呈负相关。最后提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相应的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家庭微观层面的指标测度与机制分析北大核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富裕和共享的有机统一,以金融广化为特征的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基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从收入、财富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构建了家庭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并探究了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且该效应主要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促进家庭创业实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受教育水平较低、非劳动力和不健康人口比例较高的家庭中,普惠金融提升家庭共同富裕水平的效应更为显著,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更高的家庭金融关注度和金融素养能够强化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支持效果。本文为测度中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理解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渠道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农村商业银行视角下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山东省县域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山东省辖内农村商业银行的微观视角,从普惠金融广度、深度和普惠性三个层面,选取农村商业银行16个经营指标,运用熵权法编制农村商业银行特色的普惠金融支持指数,以2014—2022年山东省81个县（市、区）数据为样本,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普惠金融能否促进乡村振兴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与传统金融相比,普惠金融更能显著促进县域乡村振兴;二是普惠金融通过产业带动效应和减贫增收效应两个渠道促进乡村振兴;三是数字化与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应从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体系、丰富支持“三农”发展的相关政策、加大专项资金倾斜力度、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探索地方财政出资建立农村产权抵押贷款风险缓释机制等方面充分发挥普惠金融作用,并借助数字技术提高普惠金融水平。     

试验区普惠金融发展研究:指标构建与成效评估——以宁德市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例

2019年11月,宁德市获批创建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评估宁德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深化普惠金融发展,文章参照《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填报制度》构建了宁德市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并测算普惠金融指数,对宁德市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发现,2015~2020年宁德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发展速度有所趋缓,保险业发展存在较大短板。基于此,文章提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创新普惠保险发展模式等深化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     

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构建普惠金融评价体系对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算,并构建回归模型探讨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自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后,普惠金融指数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在经济发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作用效果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减弱趋势。因此,为了使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更好地协同发展,应采取强化政策引导,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域内金融协调发展,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建设,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拉萨普惠金融测度及其对农牧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运用2019年拉萨市农牧区民生发展调查数据,构建普惠金融测度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对农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拉萨市普惠金融服务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文化、年龄阶段中,展现出明显差异化的特征;普惠金融对家庭人均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普惠金融更有利于提升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普惠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大于对非农收入。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部门进一步发挥普惠金融作用,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公平,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金融与科技的紧密结合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低收入群体和落后地区居民以较低成本享受金融服务创造了条件,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通过22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从分项指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普惠金融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践行发展机会均等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年、2014年和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面板数据,构建可比较的国际普惠金融指标测评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时序上,“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分区域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东亚、中东欧、西亚和北非、东南亚、南亚和中亚。（2）空间上,“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呈现“东西两端高,中部塌陷”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位于中东欧区域,低-低集聚区分布在中亚和南亚区域。（3）“一带一路”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人口密度、传统基础设施、政府支出和产业结构显著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程度依次降低。     

金融科技视角下“绿色+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研究——以金融标准化指标体系建设为例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重点关注大型控排项目,更需要广大小微企业等普惠群体的参与。据统计,我国碳排放总量约一半来自中小微企业。因此,广大普惠群体的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基础力量。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主要支持大中型企业和项目,而广大普惠群体尤其是小微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绿色标准、风险识别难度大等因素还无法享受绿色金融的红利,二者如何协同发展,是绿色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所在。天水是陇东南生态安全屏障支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化特征明显,约四成的小微企业从事工业化生产,发展绿色普惠金融势在必行。本文以天水市为例,运用科技手段试建金融标准化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配套发展路径,对于天水市推进“绿色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