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投资与预算软约束

当R＆D活动已经在进行中,并且投入的资本已成为沉没成本时,预算约束的承诺还能成为R＆D项目经理的一个可信威胁吗？当讨论R＆D投资的时候,预算约束的承诺将引导我们对预算软约束有更深的理解。     

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发育

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发育冯雪珍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与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既受制于企业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又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约束。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特别是生产要素市...     

债转股:重点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现实选择

债转股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一项重大的新举措，是重点国有企业脱困的现实选择。它将对改变企业产权结构，提高国有企业自我完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在推进整个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企管理制度改革的公平与效率思考

制度创新贯穿了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也成为国有企业改革追求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制度更替对公平与效率则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本文对市场约束和政府约束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公平与效率在此约束中产生的变化；分析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传统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差异所导致的企业内部公平与效率的变化；分析了规则公平下的自律和他律的必要性以及强化国有企业内治理监督规则对确保公平与效率的作用。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辨证思考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前期改革收效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政府“无所不为”，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府处理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辨证关系。在目前即是要建立一个受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政府行为机制。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之所以经营欠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或不完善。为此，要从股权结构调整、“新三会”职能落实以及激励约束机制构造等方面着手，改革与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从而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     

国有企业功能财政化与国家宏观调控改进

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银行治理结构不完善、企业信贷软约束是中国经济陷入“活乱”循环的根源。经济的“活乱”循环实质上反映出内在体制性症结，反经济周期性的宏观调控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政府不着力解决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经济运行的“活乱”循环难以避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不可能成为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没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有必要存在的国有企业财政化，国有企业改革才能成功。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可以形成企业信贷硬约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改进的制度基础。     

国企改革中政府行为与交易成本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使国有企业在不断变革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其根本途径是在政府的管理与监督下约束社会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的不良行为，降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殖，进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达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有企业分类考核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发展的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瓶颈。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承担的任务不同,用传统“一刀切”的方法考核经营业绩显然有失公允。加快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分类改革,增强考核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与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在分析国有企业分类考核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探讨了国有企业分类考核的分配激励原则,并提出了激励约束机制分类改革的对策和完善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形成与环境。     

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

<正> 在当今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过程中,如何尽快建立起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关系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本文依据西方企业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建立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目标模式.一、建立经营者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目前被广泛认同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公司制,但仅仅依靠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公司化改造是国有企业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有人认为国有资产经营效益不高     

构建福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2007年福建对所出资企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出台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但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多年来仍未实现,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也尚未建立.为此福建需建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建立和实现国有资本预算、公共财政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三种预算体系,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级预算编制组织体系,完善规范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框架下,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研究——基于民生财政视角

只有向民生财政倾斜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才能体现国有资本收益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然而,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实质上仍用于＂国企内再循环＂,并无民生倾向支出。对此,本文认为福建省国资预算支出应当在省属出资企业与省民生建设共赢的原则下向民生倾斜,从法律层面对国资预算的民生支出加以保障,从实际执行层面对具体民生支出加以确定;并且,加快健全和完善福建省国资经营预算制度,以实现制度耦合等方式,保障全省人民都能享受国资收益的成果。     

双重软预算约束、银行负债与过度投资

以我国沪深两市2004—2006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在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双重软预算约束的框架内,实证检验了银行负债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研究发现,银行负债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整体上是失效的,这种失效对于政府控制的公司是恶化的,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则是弱化的。若深入到银行负债的具体构成,研究显示,短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是弱化的,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则是有效的;而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是恶化的,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则是弱化的,并且,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失效问题在省级政府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变得越严重。相反,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省级政府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则分别是有效的和弱化的。上述结果说明,在我国双重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制度性根源未得到根本改善的前提下,银行负债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失效问题并不必然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自动消除。     

破解国企利润上缴的十个难题

国企上缴利润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体现，也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需要。由于这是一项涉及再分配的改革，有“十大难点”需要研解，即国企多年养成的既得利益态势如何改变、现有国资的家底如何理清、国资经营预算应由谁编制、国企按什么原则上缴利润、国企应建立什么样的运作体制、国企要不要都成为“四自”企业、国企上缴利润谁是收支主体、国资委要不要再设资产经营公司、国资委怎样处理上缴利润、国企创造的利润如何合理分配。     

《企业国有资产法》与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

分析了《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立法过程和调整范围,指出《企业国有资产法》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权益归属和管理体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监督问题、关系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等重大事项均做出了规定,在防治国有资产流失、构建国有独资公司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将传统的政企关系转化为现代公司制度下的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的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略议预算的柔性管理

随着我国企业预算管理实践的展开,预算管理理念在我国已得到广泛认同,并进入了逐渐规范以及广泛实施阶段。预算管理对于企业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预算应该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以保证预算的全面有效实施,但是为了适应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等情况,预算还需要保留一定程度的柔性。在柔性预算管理中应注意重视有效的预算监控、严格规范的审批程序、控制预算调整的权限和注意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柔性等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与使用方向的理性思考

利润分配是企业资产所有权的集中体现,企业资产所有权决定利润归属。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拥有对国有企业经营利润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征缴后的国企红利除了满足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之外,还应向民生领域倾斜。应在理清国有资本及其经营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国企利润上缴责任制,不断推进国企改革。     

企业规模、所有制与工资

利用2000～2003年中国工业统计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决定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工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种企业规模-工资正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隶属关系来看，中央属国有企业的企业规模-工资正效应最强；企业年龄与工资正相关，老企业会支付更高的工资；在私营企业中，企业人均利润与工资正相关，而在国有企业中，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国有企业普通员工激励机制建设研究

近些年来普通员工的激励模式和方法逐渐为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所重视,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如激励形式和对象单一化、约束和评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逐步降低保健的功能、提高激励功能已成为国有企业员工激励机制改革的方向。国有企业应按照对实现企业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贡献的大小来取酬设计和完善激励机制建设。     

声誉效应视角下国有企业道德风险控制研究

文章立足国有企业道德风险的现状，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存在短期行为与和谐社会不相符的情况，在分析声誉的信息效应、资本效应、社会感效应三大效应的基础上，通过K M RW声誉模型进一步证明声誉能对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行为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进而分别建立了声誉三大效应下国有企业道德风险控制机制，对遏制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增加企业价值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国有企业道德风险控制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与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