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贫困的现状、信计与解释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成就卓著,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政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农村贫困发生率可能远远超过政府的估计.本文在对贫困界定的基础上,区分不同的贫困类型,利用统计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状况进行估计.并阐述农村收入水平、不平等状况、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解读.     

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变参数的空间状态模型

贫困是一个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长期存在的问题。研究农村贫困发生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消除贫困,达到中共十六大所确定的小康社会的要求。本文利用1990～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农村贫困发生率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并对其进行估计,以此研究经济增长对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动态影响,最后得出相关结论。     

西部农村减缓贫困的进展、现状与推进思路

中国农村贫困是自然、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方面许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迸发、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针对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缓贫困的举措。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未来减贫主战场,西部减贫得到更多的重视。而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加快建立以非农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新的历史阶段实现西部减贫的根本出路,也符合发挥西部比较优势的内在要求。在此过程中,要统筹发挥区内比较优势,借助区外禀赋的关系,并同时发挥精英与基层百姓的作用。     

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成因分析

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变我国的贫穷和落后状况,其反贫困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并未彻底消除,农村贫困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文从政策因素、自然因素、人口素质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四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精准扶贫视角下中国农民工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贫困测度方法对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比较,并对多维贫困测度结果按照区域和维度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基本能够摆脱现行标准下的收入贫困,但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各个区域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程度普遍较高,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对农民工多维贫困贡献最显著的是住房、健康和教育三个维度,收入维度对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影响微弱,农民工的贫困是多维贫困而不是收入贫困。因此,应尽快构建统一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从多维角度对农民工的贫困进行精确识别,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针对性地在能力剥夺较为严重的住房、健康、教育等维度对农民工“赋权增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农民工脱贫的可行能力,提升精准扶贫效率,助推农村脱贫。     

男孩偏好与农户的顽固性贫困——基于CGSS2013的实证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是困绕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严重问题。虽然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对农村贫困缩减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却难以根除农村的顽固性贫困,症结在于农户家庭特征和农户思维观念的束缚。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利用二元probit模型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层面实证检验农户男孩偏好的贫困效应,可以发现: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农户男孩偏好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当农户位于中西部地区、儿子数量越多以及父母年纪越大时,这个影响更为显著。改变中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缓解农村的性别失衡问题是从根本上化解农村顽固性贫困的治本之策。     

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在论述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种新的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测度与分解方法,并通过对我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现阶段应充分考虑分配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的结合使用,使经济增长与分配效应在一定的比例下相互弥补,在合适的收入差距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     

面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城乡相对贫困指数的测度及变动分解

研究目标:测度中国城乡相对贫困与弱相对贫困指数并进行分解，明确影响城乡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研究方法:将2002～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还原为观察值与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结合测度城乡相对贫困指数，并将测得指数分解为四种效应。研究发现:农村相对贫困指数与弱相对贫困指数均高于城镇，且城乡相对贫困指数有上升趋势，城乡弱相对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分解结果表明，增长效应对城乡相对贫困指数和弱相对贫困指数变动起负向作用，贫困标准效应对城乡两种指数变动起正向作用。分配效应与城乡两种指数的变动一致，人口效应对城镇两种指数变动的作用为正，对农村两种指数变动的作用为负。研究创新:将影响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扩展至人口效应和贫困标准效应，认为影响相对贫困与弱相对贫困变动的因素有增长效应、贫困标准效应、分配效应和人口效应四种。研究价值:为城乡相对贫困的测算与分解提供新的思路，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依据。     

当前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基于广西Z县扶贫工作入户调查的实践与思考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难题,作为我国典型的老、少、山、穷地区,广西的贫困问题尤为突出,脱贫攻坚是广西基层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基于广西Z县的实地调查,从保证农村儿童幼有所长、学有所教,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中青年人壮有所用三个层面去分析当前脱贫攻坚战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社会、农民三个层面提出对策。以期为贫困地区及全国脱贫攻坚提供借鉴。     

农村实施“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的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反贫困任务依旧严峻。尤其是作为我国贫困聚集地的农村,贫困问题呈日益复杂趋势。由于传统的扶贫治理方式存在"输血式"、"漫灌式"等不足,治理效率较低。因此,为创新改进扶贫工作,我们提出"互联网+"精准扶贫,利用互联网数据库实现农村贫困群体科学识别、供求精准匹配、扶贫全程高效监管。并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参与的扶贫网络平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攻坚阶段协同推进扶贫治理新格局。     

相对贫困线测算及财政治理政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我国扶贫事业的重心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在扶贫视野转变下,扶贫政策的制定思想将由集中性贫困治理转向常规性贫困治理、由物质扶贫转向能力扶贫、由农村扶贫转向城乡兼顾扶贫.文章以江苏省为例,梳理脱贫攻坚成果及财政扶贫政策,并分别构建了城镇和乡村两条相对贫困标准线,最后分阶段提出了...     

GQ模型测算中国农村贫困的缺陷

贫困问题在中国受到很大关注,准确测度贫困无疑非常重要。本文针对很多文献利用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进而测算中国农村贫困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本文结论为,当某些居民的纯收入为负数时,采用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是有偏的,以此计算的贫困指数与实际贫困存在系统性偏差。依据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组数据,GQ模型测算的贫困发生率高估了实际数值,而贫困缺口指数和平方贫困缺口指数则被低估了。     

基于时间赤字的隐性贫困测度原理、方法与应用

研究目标: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设定财务可负担且能体现正向激励的帮扶识别标准。研究方法:构造时间赤字指数，利用时间赤字的货币价值调整贫困线识别隐性贫困。研究发现:隐性贫困发生率与精准扶贫之前的绝对贫困发生率相近，显著低于相对贫困发生率，符合我国发展实际；隐性贫困帮扶的主要思路是提高有酬工作工时回报、减少家庭必要无酬工作时间、改善其他收入来源。研究创新:使用时间利用数据，在贫困测度中放松了所有家庭都有足够时间进行家庭生产的假定。研究价值:隐性贫困识别方法能够提供务实可行的帮扶识别标准，体现对有酬劳动的正向激励，约束帮扶过程中的“等靠要”问题，并且能够与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形成有效衔接。     

农村金融脱贫的经验总结与改革取向

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抓手和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脱贫工作在动态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与国家贫困治理战略相适应、功能定位与作用效果越来越突出、模式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转型、政策效果评估工作应当常态化的有益经验。当前，农村金融脱贫面临新的形势，提高农村金融脱贫效果，必须坚持不断完善有利于农村金融脱贫效果发挥的顶层设计、不断增强农村金融脱贫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不断聚焦农村金融脱贫工作核心命题的改革取向。     

我国社会救助过程中贫困群体与政府间的博弈问题初探

在贫困群体社会救助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受助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而受助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者的利益目标是各不相同的。三者目标的不一致性决定了在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的诸多环节上存在着利益主体之间的各种博弈。文章主要通过分析和探讨贫困群体社会救助过程中贫困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博弈问题,以期为我国政府贫困群体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     

人居环境空间正义视野下的贫困社区结构分析 ——以保定市LFC社区为例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出现了资本运作导致的社会分层等空间非正义现象,产生了城市贫困空间.本文在以保定LFC社区为案例的实证调查基础之上,对城市贫困空间主体的状态进行分析.总结了政府、 市场对城市贫困空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农村养老保险能改善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吗？

社会养老保险是应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的核心制度安排。文章基于2011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运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可促进金融资产与耐用消费品资产的累积,发挥减贫效应,但其抑制了农村老年家庭土地资产的减贫作用,未能影响到生产性资产的减贫作用;养老保险强化了教育人力资本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但其通过减轻医疗支出负担、提高老人健康人力资本而改善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农村养老保险对人口结构最完善的联合家庭减贫效果最有效,空巢老年家庭次之;相较于中低龄老人家庭,养老保险改善高龄老人家庭贫困的效果不佳;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越好。     

西部农村贫困和教育落后的相关性

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1994年的贫困地区资料显示，劳动力化程度为盲半盲的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分别是小学化程度的1．5倍、1．6倍，是初中化程度的3倍、3．1倍和3倍，是高中化程度的3．9倍、3．3倍和3．4倍。贫困程度和化程度成反比。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策略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东西部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这种社会的非整合性,必然会造成庞大的相对贫困队伍和一些绝对贫困者.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我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农村贫困群体.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障碍.     

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致贫因素及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该文就如何完善我国现有的农村社会救助措施,建立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保护体系,缓解农村的贫困问题,缩小地区的差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