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贫困的现状、信计与解释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成就卓著,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政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农村贫困发生率可能远远超过政府的估计.本文在对贫困界定的基础上,区分不同的贫困类型,利用统计数据对我国农村贫困状况进行估计.并阐述农村收入水平、不平等状况、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解读.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城市贫困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文章从城市贫困概念的界定入手,分别从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两个层面分析了贫困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试图为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参考。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缓解——基于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基于是否有利于穷人,结合收入分配状况和贫困水平的变化来审视中国经济增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政策含义。本文在建立农村居民收入Lorenz曲线的基础上,利用贫困指示增长曲线的实证分析揭示,1985～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农村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获益少于富人;对农村贫困变动的测度和分解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西部农村贫困和教育落后的相关性

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1994年的贫困地区资料显示，劳动力化程度为盲半盲的农户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分别是小学化程度的1．5倍、1．6倍，是初中化程度的3倍、3．1倍和3倍，是高中化程度的3．9倍、3．3倍和3．4倍。贫困程度和化程度成反比。     

西部农村减缓贫困的进展、现状与推进思路

中国农村贫困是自然、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方面许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迸发、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针对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缓贫困的举措。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未来减贫主战场,西部减贫得到更多的重视。而摆脱传统发展路径,加快建立以非农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新的历史阶段实现西部减贫的根本出路,也符合发挥西部比较优势的内在要求。在此过程中,要统筹发挥区内比较优势,借助区外禀赋的关系,并同时发挥精英与基层百姓的作用。     

GQ模型测算中国农村贫困的缺陷

贫困问题在中国受到很大关注,准确测度贫困无疑非常重要。本文针对很多文献利用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进而测算中国农村贫困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本文结论为,当某些居民的纯收入为负数时,采用GQ模型拟合洛伦茨曲线是有偏的,以此计算的贫困指数与实际贫困存在系统性偏差。依据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组数据,GQ模型测算的贫困发生率高估了实际数值,而贫困缺口指数和平方贫困缺口指数则被低估了。     

精准扶贫视角下中国农民工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贫困测度方法对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比较,并对多维贫困测度结果按照区域和维度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基本能够摆脱现行标准下的收入贫困,但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况;各个区域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程度普遍较高,但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对农民工多维贫困贡献最显著的是住房、健康和教育三个维度,收入维度对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影响微弱,农民工的贫困是多维贫困而不是收入贫困。因此,应尽快构建统一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从多维角度对农民工的贫困进行精确识别,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针对性地在能力剥夺较为严重的住房、健康、教育等维度对农民工“赋权增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农民工脱贫的可行能力,提升精准扶贫效率,助推农村脱贫。     

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成因分析

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变我国的贫穷和落后状况,其反贫困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并未彻底消除,农村贫困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文从政策因素、自然因素、人口素质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四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策略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东西部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这种社会的非整合性,必然会造成庞大的相对贫困队伍和一些绝对贫困者.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我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农村贫困群体.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障碍.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居民贫困

研究目标：分析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及其交互作用对居民贫困的影响,并探讨两者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构建Logit等计量模型,并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与工具变量法（IV Probit）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社区层面上,收入差距导致了教育与财政资源在区县间的配置不均等,阻碍了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进而提高了居民的贫困发生率;在个体层面上,收入差距降低了居民对教育资源的可及性,恶化了居民的健康水平,从而导致居民进入贫困状态。社会资本能够降低居民发生贫困的概率,同时也能够缓解收入差距对居民贫困的不利影响;提升就业能力与收入水平、增加教育与医疗投资、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强化融资能力等是社会资本缓解贫困的主要渠道与机制。研究创新：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对居民贫困的作用机制,指出社会资本是缓冲收入差距对居民贫困不利影响的重要保障。研究价值：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和路径解释;在实践中,对减贫、防贫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变参数的空间状态模型

贫困是一个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长期存在的问题。研究农村贫困发生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消除贫困,达到中共十六大所确定的小康社会的要求。本文利用1990～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农村贫困发生率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并对其进行估计,以此研究经济增长对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动态影响,最后得出相关结论。     

中国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静态与动态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研究目标:从家庭层面对中国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态进行静态和动态比较,定量分析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相互影响。研究方法:利用A-F双界限法测度多维贫困,借助联合概率分布矩阵和动态转移矩阵考察两种贫困的状态转换及其动态偏离情况。研究发现: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和状态转换率相差不大,但两种贫困家庭之间却存在巨大的静态和动态偏离,2014年中国两种贫困家庭的重合度仅为17%,2010～2014年在收入脱贫(或入贫)的家庭中同时发生多维脱贫(或入贫)的家庭占比一般不超过20%;深度贫困家庭减贫进展缓慢。研究创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提供的面板数据,有助于分析家庭贫困变动的长期效应;按家庭特征对样本进行分组,并比较各组家庭之间两种贫困的静态偏离情况;将两种贫困的偏离分析由静态层面拓展到动态层面。研究价值: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经验证据,为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数据支撑。     

2003年辽宁省农村贫困乡镇现状浅析

乡镇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省政治、经济、社会与化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城镇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辽宁省的乡镇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受自然环境、交通、资源、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各乡镇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现就贫困乡镇的有关情况作以分析。     

中国收入差距现状——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

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一个人均每天消费4美元的标准,相当于消费25元人民币就属于中产阶级了,如果这样来看,拿低保的人也属于中产阶级。还有一些人提出10美元,每天60元人民币,现在农民工工资也超过每天60块钱了。这些标准对中国来说是太低了,但对一些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又太高了     

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自从被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理念由世界银行正式提出来之后,便迅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不同的研究者对它的定义和度量方法并不同.本文利用来自中国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预测贫困脆弱性的精确性的决定因素.我们发现:预测的精确性与贫困线和脆弱线的选择、家庭未来收入均值的计算方法密切相关.本文的发现为我们理解贫困脆弱性的度量方法以及政府从贫困脆弱性的视角制定反贫困政策提供了参考.     

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在论述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种新的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测度与分解方法,并通过对我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现阶段应充分考虑分配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的结合使用,使经济增长与分配效应在一定的比例下相互弥补,在合适的收入差距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     

优化收入分配与消除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依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从发展经济学观点出发,为减少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应从总体上稳定收入分配规模,着重提高底层40%人口的收入水平,改进功能性收入分配,修正分配规模,调整累进所得税结构,转移支付及公共供给。     

贫困大学生思想现状与教育思路

贫困大学生是高校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思想和心理方面出现的新特点和新问题,要求我们要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针对新时期高校贫困大学生问题的一些特点探索出适应当代大学生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进而提高其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