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生计指数与农户的生计策略——基于CLDS家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为理论框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测算了农户的生计资本综合指数,并以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为标准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划分为纯粹农业型、外出务工型、农工兼顾型和当地非农型四类,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生计资本组合下的农户生计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偏低,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方面存在明显的内部分化;耕地面积缺乏但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外出务工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不足且耕地严重缺乏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当地非农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充足的农户多选择农工兼顾型生计策略。在农户生计资本类型中,人力资本及其配置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自然资本对农户农业生产策略的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方面,且其黏性作用正在逐步减弱;物质资本对农户农业生策略产的黏性作用较强,主要通过家庭物质资料和社区公共设施指标发挥作用;虽然农业贷款从政策导向层面扶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但农户的自发存款多用于非农生产,农业生产的自发投资效应还未形成。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影响

目的 随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产出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章主要探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资源要素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而为缓解农业老龄化危机、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法 基于2021年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DEA-Tobit二阶段模型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1）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生计效率的规模效率最高,纯技术效率略低于规模效率,综合效率最低。大部分农户生计活动呈现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生计产出的增长低于生计投入的增长。（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抑制了生计效率的提高,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和户主低受教育程度家庭表现更为明显。（3）农业资金投入的增加能够缓冲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负向影响。结论 因此,要正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引导农户合理配置生计资源,提高农业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促进农户家庭自我发展能力。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江县的调查数据

本研究利用平武县和南江县372户调查问卷,实证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牲畜数量的增加与农业专业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显著正相关,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每增加1个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会相应提高3.472;获得信贷的情况和家庭是否有干部与非农单一化生计策略的选择显著正相关,农户获得信贷每增加1个单位,导致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和以农业为主的发生比扩大1.615倍。同时,不同区域的农户生计策略存在差异。南江县农户选择以农业专业型为主的生计策略,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依赖较强;平武县农户选择以非农单一化为主的生计策略,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依赖较强。     

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的耕地生产投资行为研究--重庆市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实证

研究目的：剖析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生产劳动力4方面的投资行为及投资方向。研究方法：农户参与式评估,农户模型,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非农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因耕地转包、转赠、撂荒等原因,基本不参与或由其他类型农户代为参与耕地生产投资;（2）农户耕地生产投资行为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生产劳动力4方面均表现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农业多样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其中以生产技术投资差异最为明显;（3）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的耕地投资行为中以水浇地为主要投资方向,农业多样化经营和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则更倾向于对水田进行投资。研究结论：研究为引导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耕地产业化水平的提高。     

人力资本的禀赋与农户生计多样性研究

随着我国耕地的日益减少和失地农民的日益增多,很多农户都面临着从单一性传统农业的生计模式向生计多样性转变的问题,分析了人力资本在农户这一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快速城镇化地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研究目的:针对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分化现象,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研究方法:运用价值形态测度方法核算各生计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以两水平方差成分模型确定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差异性,大小顺序依次为专业农业型、传统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劳动集约度与资本集约度排序与之基本一致;(2)同一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相似性,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总变异中有24.32%是由农户生计策略类型不同而引起的,水平一中农业收入比重、农业补贴、耕地面积、地块平均离家距离、农户离集镇距离与水平二中是否兼业等是影响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显著因素;(3)模型拟合效果评价表明该方法具有可行性。研究结论:耕地利用集约度不仅与农户自身禀赋有关,而且受生计类型影响,政府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引导农户对这两方面进行调整或完善。     

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研究——基于不同地形分区的对比分析

[目的]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长武县为例,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两方面揭示各地形区农户生计分化状态,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探究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方法]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各地形区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1）随着产业与种植结构的变化,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以及兼业综合型生计策略逐步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中分离出来,生计非粮化与非农化趋势明显;（2）地形区间农户生计资本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塬区>梁区>沟区,兼业综合型>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传统农业型的特征;（3）受地形条件影响,不同分区间相同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相同因子对同一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与方向亦存在差异。[结论]研究区内农户生计分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与气候变化等外部扰动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前提与基础,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内在属性与驱动因素,地形条件决定生计资本因子影响的方向成为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的关键因素。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的]为清晰识别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程度,以期为后期土地流转政策及农户生计引导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内蒙古4个市区的380户农户样本数据,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参与土地流转和未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生计模式进行了分析,客观评价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结果]农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生计转型产生了显著影响,拥有较低自然资本和较高金融资本的农户倾向混合型和务工型生计策略,同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家庭更倾向于采取混合型生计策略,而不是采取农业型生计策略。[结论]农地流转后,农户从繁重的种植业活动中得以解放,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生计策略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传统的主要依赖种植业到经营养殖业、从事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等非农行业,多元化了农户的收入来源。     

农户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其生计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生计资本和区域特征下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143个农户家庭数据,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估算出我国农户生计资本储量;细化五大生计资本指标,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两个维度考察其对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扩展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值为2.169,储量较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分别为0.474、0.434、0.256、0.325和0.680,各项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2)从生计资本角度来看,家庭劳动能力、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情往来支出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地拥有情况、农副产品收入水平、土地资产水平和农用机械价值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3)从区域特征角度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比东北部地区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相较于平原地区,丘陵地区会显著降低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会增加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要加大农户教育培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条件、继续引导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差异化政策启示。     

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综述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减轻农村贫困人口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围绕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影响开展了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去或当前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土地、农作物、病虫害、人类健康等农户生计资本的宏观影响以及局地或区域尺度上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等方面。从发展趋势看,亟需开展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理及适应机制研究,建立合理的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影响的评估框架,加强对模拟、分析和预测气候变化及其与其他压力相结合对农户生计要素的可能影响进行广泛评估,科学把握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对人类科学地适应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福祉和恢复力的提升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SLA框架下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的机理与实证研究以广西山区农户为例

目的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SLA）框架,对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进行深入研究,为职业分化背景下促进农户多渠道创收以及实现山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多值选择模型,以广西山区的540家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户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纯农户与非农农户向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分化;自然资本丰裕更能吸引农户向纯农户或以农为主的兼业分化;增加金融资本有助于兼业农户专注于农业生产,也促使非农经营主体投身于农业经营;物质资本影响农户向纯农户或以非农为主的兼业农户转变;拥有自身务工经历的农民更易于选择以农为主的兼业形态,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因提升其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从而有助于他们投身于农业生产;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分化的程度因距离中心市场的远近而存在差异。结论 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向不同类型的职业进行分化,应从鼓励农户兼业化实现收入多元化以及鼓励乡村精英返乡创业的视角,适应不同类型农户分化需要,为调整农户生计资本,维持生计可持续性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和政策保障。     

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利用与生计变化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移民易地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多样性及其土地利用变化,为区域土地优化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及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结果: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纯农户比例急剧下降,不同类型农户的兼业行为趋势明显,农业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但非农生计方式单一;移民兼业行为和非农生计行为明显,但原驻民的农业生计多样性指数更高;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面积减少越快,林地扩张程度越高,农用地面积变化越明显等特点;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土地利用集约度明显提升,且表现出非农程度越高,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越高的趋势,但因林地大面积扩张导致农用地集约度总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结论:移民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不同,应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帮助农户发展多样化的非农生计活动,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和土地集约化水平。     

失地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分析

考察失地农户生计活动是理解他们生计转型并改进征地政策的重要前提。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分析了失地农户的生计活动特征、生计活动影响因素及其效果。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由于农业经营存在规模经济,继续发展种养经营对失地贫困农户不一定是有效率的选择;(2)人力资本提高有助于促进贫困农户从事种养以外经营活动并提高收入,也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受雇概率并提高收入。加大贫困农户培训、鼓励剩余农地自愿流转、发展多样化生计等三方面政策建议应相互配合,协调并进。     

退耕还林背景下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以西藏7县为例

基于西藏自治区7镇172个农户的调查,采用熵值法对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下各项生计资本进行评分,并使用Logistic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而对比退耕户和非退耕户生计资本水平及生计策略选择的差异,为退耕户生计策略的改善提出建议。结果表明:退耕户人力、社会和金融资本水平远高于非退耕户,自然资本略低于非退耕户。选择以农业生计策略为主的农户相对拥有较多的自然资本,而选择以非农业生计策略为主的农户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社会、金融资本对退耕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最显著,自然、物质和社会资本对非退耕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最显著。基于研究建议通过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利用优惠政策发展自营及旅游业,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等方式改善退耕户生计策略。     

基于农户生计视角的耕地利用转型解析

[目的]明晰中国城乡要素双向加速流动背景下,农户生计转型和耕地利用转型的作用关系。[方法]文章在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利用转型分析基础上,分别从城乡和乡村农户两个维度,解析了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展望了乡村振兴下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研究主题。[结果]（1）城乡层面存在着基于“产业→人口→生计→耕地”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时空耦合;乡村层面存在着基于农户“生计—生产—耕地”链条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时空耦合。（2）农户生计转型分化及乡村发展主体多元化引起的价值诉求差异化,进一步驱动了乡村耕地利用多功能转型与乡村的多功能转向。基于耕地利用在生态产品供给、休闲康养、文化传承等方面多功能边界的拓展,加速推动了耕地利用、农业生产及乡村发展的多功能转型。[结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农户生计视角应关注多尺度多梯度分异下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耦合,注重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发展的“格局—过程”研究,加强基于耕地利用社会生态反馈的、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下的农户生计转型与耕地利用转型研究。     

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本文构建农地整治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湖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可以促进农户由传统小农经营向农业规模经营生计策略转变,由务农生计策略向本地打工经商生计策略转变;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差异较大,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农地整治相比于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上述生计策略转变的作用更加明显;不同地貌类型区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差异较明显,平原地区农地整治更能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由分散化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山区农地整治更能促进农村产业由单一产业向复合产业转变。基于此,今后不仅要继续加大农地整治的投资力度,还要创新农地整治实施模式,更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农地整治。     

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改进的DFID生计分析框架

目的 为检验生态补偿在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方面的实施效果。方法 文章在调整DFID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改进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方法,并利用该方法评价生态补偿前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变化情况。结果 （1）从整体上看,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以来东平湖水源地保护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得到显著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补偿前的0.302增至补偿后的0.323,但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仍处于较弱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2）从生计资本来看,补偿后人力、社会、信息、物质、自然、金融、环境资本指数值分别为0.384、0.459、0.508、0.450、0.016、0.258、0.901,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当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短板;（3）值得注意的是,补偿后信息资本与物质、金融、环境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而自然资本与物质、人力资本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表明水源地农户的生产方式正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或非农行业过渡。结论 当地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然、金融、人力资本存量,实施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引导水源地农户寻找替代生计。     

农户生计经济行为浅析

生计经济行为,即行为手段和目标合于“人的生存”意义上的行为生计经济,是我国农民最普遍的行为模式。本文依据对湖南桃源县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从农户土地经营,农户劳力分工、农户家计收支等农户生计的基本层面,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剖析,从而再现了一个样本地区基本行为主体“农户”的生计经济行为总貌和特征。     

黄土高原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形成机理探究——以陕北佳县为例

目的 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探究区域农户生计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子及生计脆弱性形成机理。方法 文章根据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研究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采用贡献度模型与灰色关联模型探究生计脆弱性形成影响因子,并据此解析区域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机理。结果 （1）中度及高度脆弱性乡村占样本村的70.00%,研究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整体较高,在空间上呈现北部,特别是东北部地区以及交通干线沿线低,其他地区高的特点;（2）适应能力、暴露度和敏感性3个维度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贡献度分别为43.51%、34.25%和22.24%,适应能力维度对区域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贡献度与其他两维度相比较大,教育压力、医疗压力、灾害频率、抚养比、农业收入比重、负债情况、耕地质量、林果比重、人均收入等是各维度促进农户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指标;（3） 自然条件、位置条件以及交通条件与生计脆弱性的整体关联度分别为0.72,0.71和0.73,交通条件与自然条件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强于位置条件,等效道路密度、距河流距离、距县城中心距离、地表起伏度、内部连通度等是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区位影响因子。结论 研究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农户生计特点及乡村所处区位条件均对生计脆弱性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是区域环境、产业经济特点以及思维观念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