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空交易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视角

文章以我国融资融券交易试点为背景,利用2012—2016年深交所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卖空机制的实施对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效应,以及企业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卖空机制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2)卖空机制的实施有助于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3)卖空机制通过信息机制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企业信息透明度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盈余信息质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债务异质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信息是企业与资本市场沟通的重要渠道,影响企业的财务行为与决策。本文以2011-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盈余信息质量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债务异质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无论用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还是盈余透明度衡量,较高的盈余信息质量都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债务异质性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作用。高质量的盈余信息通过提升债务来源的多元化、期限结构的丰富程度,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企业债务异质性同时也发挥了积极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投资更为有效,提升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股权性质下,盈余信息质量对企业创新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相比于国有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程度更大。本研究对提升企业盈余信息质量、提高创新水平,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

将股权激励、所有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用产权属性作为调节变量,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股权激励是否影响投资效率,以及股权激励、所有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但所占比重很小,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中介传导机制畅通;国有企业"期权激励"方式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非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通过实施"股票激励"方式能够得到显著抑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中介效应机制畅通,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中介效应不显著。     

企业内部监督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代理成本和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以2007—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企业内部监督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内部监督程度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低;企业的内部监督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信息透明度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即代理成本和信息透明度是内部监督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两个中介变量。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监督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在两职分离时更为显著。文章从企业内部监督的角度对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碳信息披露、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了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也引起了利益相关者对碳信息披露的关注。本文选取沪深A股218家上市企业2012—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讨论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创新投入在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起到的作用。结果表明：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呈现显著正相关,创新投入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对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分别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助力于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知识网络嵌入性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

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开放式创新下知识网络嵌入性的内涵及其测度,进而提出知识网络结构嵌入性及知识网络关系嵌入性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机制的概念模型和基本假设。通过对139家企业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知识网络结构嵌入性中的知识网络规模和知识网络中心性及知识网络关系嵌入性中的知识网络关系强度和知识网络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组织学习在知识网络结构嵌入性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知识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企业产权性质、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利用2013—2014年间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企业的产权性质、治理结构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结论表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其治理结构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要高于非国有企业。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相关性,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显著负相关。国有企业中独立董事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无显著相关性。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无显著相关性。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持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相关性,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显著正相关。基于前述结论,该文提出应当强制上市公司披露其社会责任的履行信息,同时,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实行差异化的政策措施,鼓励其完善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浅析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一系列公司舞弊案的发生,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来越受到外界特别是企业投资者的关注,研究企业信息透明的影响因素也变得十分必要而且迫切。本文通过分析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内涵,结合我国市场的特殊环境,对影响企业信息透明度的一系列宏观和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     

企业间接出口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就投资环境对中国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BEEPS)数据,使用连续logit模型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方式选择,从而为利用贸易中介间接出口的企业识别提供了来自微观视角的坚实证据。结论表明:生产率、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外资资本比重以及产品质量对企业间接出口方式的影响显著;间接出口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所有制不同而存在差异,生产率、企业规模、人力资本、外资资本比重以及产品质量是民营企业间接出口方式选择的决定因素;而国有企业间接出口方式仅受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     

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大数据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内在机理表明,企业创新、要素配置与数据赋能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优化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数据赋能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的市场集体行为模型研究

运用博弈论和集体行动基本理论,建立市场竞争中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的市场集体行为模型,从横向(同级)和纵向(上下位)运用纳什均衡理论和帕累托最优理论分析了航空运输企业由单个企业理性引致集体非理性的原因,指出缺乏合理的市场行为规则强制和选择性激励的制度安排是导致航空运输企业市场集体行为失范的体制性原因,并提出相应改进策略。     

货币政策冲击、银行风险承担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银行风险承担为中介变量,在货币政策与企业研发创新之间建立起联系,进而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并检验了银行风险承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货币政策冲击显著地影响了我国企业研发创新活动,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研发创新就越活跃,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第二,银行风险承担在货币政策冲击影响我国企业研发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下,银行风险承担可能只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下,银行风险承担则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绍兴纺织企业为例

纺织业是绍兴地区的支柱产业,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当前,绍兴纺织企业构成主要为中小型企业,存在着创新能力不足、普遍缺少数字化思维、产业缺少有机协作等问题。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理论、战略转型理论,提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潜在影响是通过技术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同时引入战略导向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以绍兴纺织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为研究对象,对211份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纺织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战略导向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ESG表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约束与分析师关注的作用

ESG表现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本文以2004—2021年25862家获得华证ESG评级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且融资约束和分析师关注在两者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透明度较高、处于成长期的企业,ESG表现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大。本研究对于国家和有关社会机构进一步完善ESG评级体系,规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推动企业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2010—2020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了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同时关注内部控制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作为重污染行业重要的非财务信息,企业披露高质量社会责任信息对提升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内部控制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传导作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对企业绩效促进作用越明显。     

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组织可见度”是否起到中介作用

我国现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下,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方式、时间等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因此,企业这一社会责任的自觉履行需要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动机支撑,但其作用机理是否有效,投资者的关注度及解读尤为重要,亦即“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以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依次从分析师关注水平和媒体关注水平两个角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检验其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并分析所有权性质差异下的不同结果。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价值,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使用分析师关注水平衡量组织可见度时,该中介作用只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当使用媒体关注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时候,该中介作用在两种类型的企业中均只得到了部分体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本意是通过其影响企业的市值表现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其环境社会责任,本文通过揭示其中组织可见度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启示企业对其市值管理、有关管理部门对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引导时的操作思路。     

政府补助、社会责任与流通企业效率

文章从流通视角出发,理论层面分析政府补助对流通企业效率的影响,探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政府补助与流通企业效率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并考察国有企业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利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241家上市流通企业2010-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会促进流通企业效率的提升;(2)社会责任在政府补助与流通企业效率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即政府补助能够使流通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并由此推动流通企业效率的提升;(3)国有企业存在直接调节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相较于非国有流通企业,国有流通企业所获政府补助以及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低。研究为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提升流通效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独立董事地缘关系与企业董事会决策

本文从地缘关系角度对董事会决策进行研究,认为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总部同处一地,与CEO及其他高管易于形成亲密关系,更有获得企业软性信息的优势。本地独立董事这种信息优势会影响到董事会的决策效果,尤其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会有较大价值。本文运用A股上市公司2006~2010年数据研究独立董事地缘关系对董事会决策的影响,发现本地独立董事数量的增加对企业并购规模和并购频率有明显抑制作用,其中国有企业本地独立董事与企业并购决策的关系更加显著,表明国有企业的本地独立董事发挥信息优势,显著影响了董事会决策,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并购冲动的情形下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独立董事获得更多信息是有效治理的重要保证。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本文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出发，探讨数字经济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对衰退期企业创新水平影响不显著，且数字经济对成熟期企业创新水平的边际提升作用大于成长期企业。通过对衰退期企业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具有重生意愿而进行战略转型的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具有促进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源补充效应与竞争效应是数字经济提升成长期企业与成熟期企业创新水平的两条中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