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7年国务院批准试点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倒逼重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社会责任,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未持股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主要通过加强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倒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缓解融资约束。     

绿色金融政策会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本文基于2017年我国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实验组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2)企业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缓解绿色金融政策对债务成本的影响；(3)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债务融资成本上升更为显著。本文为继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来自工业上市公司的绿色转型证据

经济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指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能够显著促进试验区内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分析得出,试验区内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政府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转型有所促进,但其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未达预期。本文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效应评估和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支持和直接经验证据,为各地区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提供了参考。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和项目建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绿色金融利用绿色信贷等金融工具为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以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显著推动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进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异质性检验发现,此促进效应在非重污染企业与盈利能力低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因此,金融机构在设计绿色金融机制时,应当关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需求,提供更为灵活和适应性强的金融产品,尤其是针对非重污染企业与盈利能力低的企业;政府应加强对企业及行业绿色数据的监测和披露,提升信息透明度,使得金融机构更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从而为其提供更精准的绿色金融支持;企业应利用绿色金融积极主动地加入绿色技术创新的行列,在可持续发展和环保领域创造成效。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提升绿色企业价值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169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定量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对绿色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显著提升了绿色企业价值，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同时，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大和内部ESG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均能正向调节试验区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促进作用。鉴于此，为中国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提供实证依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能提高企业ESG表现吗

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ESG表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验区通过推动内部绿色创新、加强外部环境监督以及改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了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表明,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果在无政治背景、非成长期、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西部企业中更加显著;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但ESG表现与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时滞性。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缓解了空气污染吗

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161个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够显著缓解空气污染,试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比非试点城市低3.59%。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胡焕庸线以东城市、资源型城市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城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更能缓解胡焕庸线以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城市的空气污染。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来缓解空气污染。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可借助空间溢出效应降低邻近地区的空气污染。     

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两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两高”企业主要污染物SO₂排放量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高是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两高”企业SO₂排放量的主要途径。此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果。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本文基于2013―2019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碳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城市、高金融水平城市中更加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来减少碳排放量。     

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在“十三五”供给侧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绿色金融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并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从而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正式实施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首次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发现重污染企业的有息债务融资和长期负债均显著下降且高排放地区国有大型企业的降幅最大,同时,国有、大型重污染企业的新增投资显著减少,另外,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上升且经营绩效大幅下滑,表明绿色信贷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力推动绿色信贷、不断完善绿色融资、切实引导资金流向资源技术节约型和生态环境保护型产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湖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通过构造湖州市的“反事实”参照组,实证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于湖州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湖州市节能降耗的效果并不显著。经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后,湖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下降速度明显放缓,这可能是节能降耗效果不显著的原因之一。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债券作为直接融资工具,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中国A股中550家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绿色债券对上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发行绿色债券能显著促进上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发行绿色债券对国有、非重污染、小规模以及外部融资需求小的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相对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绿色金融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成效研究——基于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同时将企业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比较不同性质企业面对绿色金融政策时的不同表现。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整体有效,以抑制为主的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类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明显,而“有保有压”的绿色金融政策对非重污染类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明显。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绿色金融、资金配置与城市绿色创新

绿色金融对优化信贷资金配置，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指引作用。本文采用2012—2019年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实证研究框架，分析绿色金融能否助力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可以通过优化信贷资金配置助力清洁和非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发展，从而能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作用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东部、中部和环保监管程度大的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推动作用更大。进一步拓展发现，绿色金融能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即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减少了污染排放。本文的启示在于：第一，应持续强化落实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扩大试点范围；第二，建立支持绿色信贷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信贷制度；第三，加强区域创新联动，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第四，加强环境监管并建立绿色创新扶持政策，助推行业高效协同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的绿色效果及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例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从政策的动态效应上看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该政策促进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     

绿色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绿色创新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并将产权性质和污染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能够缓解融资约束;相对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企业应充分认识绿色创新在公司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制度,商业银行应建立有效的绿色信贷制度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企业作为社会绿色转型的主体,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双维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关键。选取2014-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聚焦数字普惠金融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传导路径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受内部技术壁垒、阶段性特质等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行业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效果也不相同,其中传统煤炭领域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难度,缓解融资约束困境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为了更好地营造“逐绿而行”的政策环境,政府应以降低融资风险为锚点,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