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评估偏差的实证研究——基于2007～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

资产评估偏差程度是资产评估合理性的重要参考,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主要从公司资产类型角度,基于我国2007～2010年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数据,利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实证研究不同因素对资产评估偏差解释程度.发现:固定资产增值率等六个因素值越高,资产评估增值率越高;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比重越大,企业规模越大,资产评估增值率越低;评估方法不同,资产增值率不同;评估基准日不同,资产增值率差异不大.     

评估方法选择与评估增值率的实证研究——基于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以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为样本,探究评估三大方法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对评估增值率产生何种影响。研究发现评估结果多采用成本法为最终评估方法,且成本法增值率显著小于收益法和市场法,收益法增值率最高。     

企业关联并购如何选择资产评估机构——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并购重组交易中资产评估结果为交易定价提供了价值参考,而评估结果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资产评估机构选择差异的影响。文章以2011—2021年聘请资产评估机构的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探究了上市公司关联并购中的资产评估机构选择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关联并购更倾向于聘请低声誉的资产评估机构,并且相对于聘请高声誉的资产评估机构,聘请低声誉资产评估机构时的标的资产异常评估增值率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低、基金持股比例越高、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越不理想,关联并购中越倾向于选择低声誉的评估机构,并且与聘请高声誉的资产评估机构相比,标的资产交易定价与评估值的偏差越大、企业并购后两年和后三年的价值也越低。据此本文提出加强并购关联交易审核、加大投机行为惩戒力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等政策建议。     

并购重组中业绩承诺对评估增值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业绩承诺是企业并购重组中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风险和提高并购绩效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市场中首次公告日在2015—2021年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业绩承诺与其具体条款以及多条款共存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重组交易中包含业绩承诺时,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企业的评估增值率会更高;承诺业绩额越高,评估增值率越高;双向业绩承诺比单向业绩承诺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更显著;相较于现金补偿,股份补偿支付方式提高了标的企业的评估价值和评估增值率。边际效用递减效应下,双向业绩承诺与股份补偿支付方式同时存在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小于二者单独存在时的影响之和。     

以交易为目的的资产评估价值相关性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中资产评估结果的确定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以交易为目的的资产评估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不同重组方式对净资产的增值率没有显著影响,而不同评估方法下的评估结果则显著影响了净资产增值率;重组事件中评估标的物属于上市公司时,对市场没有显著影响,但长期股权投资则对股价有解释力。     

基于改进多期超额收益法的物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评估研究——以海康威视为例

数字资产作为新兴资产,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数字资产的评估有助于企业提高资源整合效率,明晰数字资产的价值增值,为企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物联网企业的主要业务是为各行各业提供数字个性化解决方案,推动数字化转型,因此数字资产是企业创造价值的关键,准确评估数字资产的价值成为物联网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界定数字资产的概念和分析数字资产的属性,考虑企业各生命周期阶段对应的折现率不同,本文构建了改进多期超额收益模型对企业数字资产进行评估,选取物联网行业巨头海康威视的数字资产作为评估对象,检验估值模型的适用性,为完善数字资产价值评估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主并方数字化赋能视角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主并方数字化赋能视角,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发起了更多的并购活动,并取得了更高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当信息环境较差时,数字化转型对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影响更强,当并购代理冲突较高时,数字化转型企业取得了更高的并购绩效。此外,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并购支付溢价,这是由于数字化转型为并购带来了更多元的融资方式。数字化转型能缩短并购交易时长,提高并购成功率。此外,被并方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发生并购的概率越高且并购绩效越好。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对评估数字化转型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并购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物流企业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模型构建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进步飞快，各大物流企业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化系统建设，数据资产在其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逐渐增大。基于此，本文在梳理现有数据资产价值评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数据资产的特点和价值影响因素，并结合物流企业的数字化平台运营情况，构建适用的多期超额收益模型。以圆通速递为案例企业，分析预测其未来自由现金流量以及各项资产的贡献收益，从而剥离出数据资产的贡献收益，并进一步得出较为合理的数据资产价值。     

数字化转型一定能提升企业加成率吗?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纳入企业异质性模型之中,通过一般均衡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①数字化转型在低于特定门槛值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加成率,但超过该特定门槛值时则会产生负向影响,即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②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出口企业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和作用空间更大;③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两个关键微观机制,对企业加成率产生影响。因此,在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推动企业数字转型的同时,还要做好重点领域的选择和安排,以及避免可能出现的“过犹不及”问题。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以2013—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两条作用路径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价值提升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效果不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鼓励企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为政府部门出台促进数字化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一定能提升企业加成率吗?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纳入企业异质性模型之中，通过一般均衡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1)数字化转型在低于特定门槛值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加成率，但超过该特定门槛值时则会产生负向影响，即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出口企业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和作用空间更大；(3)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两个关键微观机制，对企业加成率产生影响。因此，在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推动企业数字转型的同时，还要做好重点领域的选择和安排，以及避免可能出现的“过犹不及”问题。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传统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会计信息可比性视角,采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路径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途径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均能提升会计信息可比性;企业的高科技属性和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向关系,而国有产权属性则会削弱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先进技术对传统实体企业的经济后果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推动传统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异地并购——基于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异地并购,有效提升异地并购的概率和成功率;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在二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企业异地并购。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并购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小规模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异地并购的影响还能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不仅拓展了企业异地并购影响因素的视角,还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为企业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空间区位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研究

当企业处于激烈的竞争中,是一马当先勇于创新还是集中资金专注业务?本文借助我国2010-2021年上市企业数据集,实证检验空间区位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面对的空间区位竞争程度越强,经营压力越大,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生产经营范围,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低,上述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截面检验表明,企业成长性越低、规模越大、产品差异越大,越能够缓解空间区位竞争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有鉴于此,想要充分驱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处于竞争压力大的企业应当给予适当的转型红利,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高速发展。     

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对中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和营商环境正向调节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扩展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门槛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影响着企业决策。本文以沪深两市2016—2020年的A股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和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探讨了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位数回归显示，减税降费力度越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轻资产类型与中小型企业中，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股权集中度与两职合一皆在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减税降费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构建银行业竞争指标，并基于2007―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越激烈，越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高科技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按照银行类型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贡献的竞争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本研究丰富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对银行及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

文章以数字化发展为背景,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进行机理分析,并通过我国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企业应深入将数字化转型应用于内部控制;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同时,在推动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时也要关注制度环境,多举措协调推进。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