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迅速发展,提高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理论上搭建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框架,实证上基于2011—2018年25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加强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3）要素错配在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提升效果大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等级更高城市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等级较低城市。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变革,其自身的绿色属性和环境正外部性对加快构建绿色经济发展体系意义重大。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制出发,选取2011—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以及资源错配的中介作用和宏观经济要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此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重点城市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通过间接作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宏观经济要素而言,政府管理能力和城市创新环境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了强化作用,而传统金融的深化程度则对这一影响具有弱化作用。综上,应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稳步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也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适当监管和引导,通过优化创新生态环境等措施强化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对资源空间配置优化的影响研究

在"双循环"经济发展导向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路径.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省级层面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显著加剧了资本错配,但是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不显著.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提升抑制了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错配,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提升则加剧了资本要素的空间错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资本配置过度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在资本配置不足地区,地方政府债务抑制了资本错配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促进要素合理空间分布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资源错配、房价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考量金融资源错配、房价及二者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资源错配、房价上涨显著抑制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资源错配与房价的交互作用表明,房价上涨加重了金融资源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样本检验发现,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数字金融与金融资源配置

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将2011—2018年省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匹配,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理论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区域内企业的金融错配越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主要降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金融错配,缓解了信贷市场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数字金融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越大,该地区更应该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研究结论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 ——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面板Logit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缓居民主观贫困,对农村地区、低物质资本和低人力资本弱势群体的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更明显,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减缓作用高于东部地区,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益贫性特点.传导机制探索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减缓主观贫困,居民信心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主观贫困中起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普惠金融引发了我国金融业的巨大变革,对企业融资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深交所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和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快了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该效应主要体现在杠杆不足的企业中;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减少短贷长投行为,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错配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处于传统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和金融监管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在资本结构调整方面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结论为评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增添了新的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传导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对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强金融监管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得更充分。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     

数字金融赋能是否促进了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基于金融错配视角的微观证据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纠正了金融错配,为结构性去杠杆提供新机遇。文章以2011-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数字金融赋能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助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赋能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系统GMM、分位数回归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进一步从企业内部视角检验发现,数字金融赋能更有利于企业调整短期杠杆率;从企业间异质性的视角检验发现,数字金融赋能促进国有企业以及低盈利企业去杠杆更加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校正金融错配这条路径,引导信贷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促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     

绿色金融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资源错配视角

在经济社会亟需转变发展模式的背景下,深入探究绿色金融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8—2019年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测度了可持续发展效率和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对其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效率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东部地区和高效率地区,绿色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低效率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促进力度更加显著。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资源错配在两者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即绿色金融通过缓解金融资源错配促进了区域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能否改善创新要素错配?——基于创新要素区际流动视角

在当前建设"数字中国"与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创新要素区际流动视角实证考察了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能够显著降低创新要素错配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通过促进研发资本流动来缓解创新要素错配,但基于研发人员流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数字化对于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其有效缓解了东部地区和配置过度地区的错配程度,而对中西部地区和配置不足地区的作用尚未充分展现。本文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化为抓手促进我国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2)资本错配显著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资本错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3)资本错配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且各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4)依赖增加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加消费、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2011—2021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建立实证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情况。结论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且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上述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另外,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数字普惠金融结构异质性、城乡居民异质性及区域异质性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分析

本文选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一收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总体来说,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为主导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在数字金融发展的大趋势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区域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差无几。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在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方面也存在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减少传统的金融排斥和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