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汽车产业竞争力测度及时空演化

本文通过搜集包括中国在内的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89年～2019年间的乘用车与商用车的贸易数据,并采用4项测度贸易竞争力的指标进行竞争力测度和时空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乘用车竞争力格局有所变化,早年中东欧地区汽车产业的领跑者地位,随着东盟、南亚地区的逐渐崛起而动摇,乘用车的竞争力正由中东欧地区向东盟和南亚地区转移。商用车的竞争力分布相对分散,中东欧地区的竞争力逐渐被西亚地区的土耳其,东亚地区的中国,独联体国家的白俄罗斯等分散。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占据商用车市场份额最多的国家,具有强劲的比较优势,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突出。     

公共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国内文献综述

公共资本具有产出效应和外溢效应。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促进生产技术进步;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表现为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公共科研对私人研发存在替代和互补效应,其中基础科研互补效应更加明显。我国公共资本存量低于最优规模,腐败降低了公共资本效率,应设计良好的机制来激励公共资本供给和防止腐败发生。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提供了更多国际化机遇和挑战。文章依托三阶段DEA模型测算了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发展演变情况,并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随着倡议的不断推进,这种动态影响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位于国家级战略区域内的企业、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并未发挥预期效果;(3)作用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影响内部吸收能力和外部合作网络两条渠道扩充国内外研发资本存量,进而拉动国内创新效率的提升。由此,文章从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扩充研发资本存量角度提出了我国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我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效率研究

文章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大量基础设施需求的资金"瓶颈"、资金效率和渠道,通过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了我国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效率、结构和影响这些资本投入总量的内在机制.结论是: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既需要政府公共投资,也需要市场化私人投资,两者的比重与效率为倒U型,其最佳融资比例结构约为1:2;相对公共资本,私人资本的逐利行为对基础设施投资有更高的产出效率;私人资本投入规模受居民消费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公共资本拉动的影响;公共资本投入的规模受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采用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退出基础设施市场,"公"、"私"并存才能更好地取长补短.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基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并基于社会信用这种社会资本,运用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私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和公共教育支出总体上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但前者作用大于后者;相对于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人力资本积累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性。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影响及异质性分析

基于2005—2018年1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净影响,然后检验该倡议对不同类型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该倡议是互惠互利的,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该倡议对邻近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强,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中国投资金额的差异和参与建设积极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受益更多,这可以用后发优势理论予以解释;该倡议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大,这种差异受基础设施方面的因素影响。     

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

投资便利化是提高投资效率和降低投资风险的重要保障。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普遍较低，且存在一定协同效应；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与双边GDP、东道国战略资产水平、城镇化水平正相关，与双边距离负相关；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相应指标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投资风险的影响程度各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格局及其发展潜力分析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选取2000-2017年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人口总量、地理距离、接壤情况对中国进口贸易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签署自贸协定情况、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以及航空运送量等非效率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进口贸易产生影响。中国进口贸易效率逐步提升,但平均贸易效率较低,不同国家及区域的贸易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从短期看,中国进口贸易潜力呈现极化现象,而在长期中国进口贸易潜力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挖掘。通过分析中国进口贸易效率,对于充分挖掘短期和长期中国进口贸易潜力,持续扩大中国进口贸易,坚持践行互利共赢理念具有启示意义。     

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研究

基于长三角地区1984—2011年的统计数据,利用VEC模型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农村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带来的是负效应;短期内,长三角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变化能有效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但具有滞后性。在农村金融发展各构成因素中,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变动的贡献程度较高,且具有长期持续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程度略微高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资本投入。     

我国省区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劳均资本存量关系分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变化和劳均资本存量上升是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根本要求。本文搜集并利用近二十年相关数据,计算了我国各省区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与劳均资本存量。分析发现,各省区第一产业就业比例急剧下降、劳均资本存量迅速增长,劳均资本存量与就业结构变化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资本存量上升促进了就业结构优化;省区之间就业结构、劳均资本存量差距很大。因此,政府应采取均衡投资战略,避免资本过度集中;发达省区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产出效率;中西部省区则应加强资本积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第一产业劳动力就近转移。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省级面板门限模型的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效应探析

运用省级面板门限模型研究了2003年～2014年我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双重门限效应.在人均公共投资存量低于第一门限值1.834万元/人时,公共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呈抑制作用,当人均公共投资存量跨越第一门限值1.834万元/人且不足第二门限值4.261万元/人时,公共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当公共投资存量跨越第二门限值4.261万元/人后,公共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虽然呈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效应明显降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优化公共投资结构、合理高效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大科技教育投入、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等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在促进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BRIPE)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BR-IPE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BR-IPE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BR-IPE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BR-IPE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进一步地,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BRIPE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高“一带一路...     

立足盘活存量 实现资本扩张

<正>由于历史的原因,90年代前的昆山市商业局系统积累少、底子薄、基础差、资产结构不合理,企业资本普遍存在规模小、分布散、质量不高的问题。根据这些现状,自“八五”规划开始,市商业局在经过一度扩大外延、开拓经营后,逐步转入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并举的经营轨道,着力内涵挖潜,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资本扩张。全系统所有者权益由1990年的2270万元,增加到1996年的8349万元,增长了3.7倍;固定资产原值由1740万元上升到1.2l亿元,猛增6.95倍,创出了资本经营的新业绩。     

政府规模、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20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规模存在差异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本文将政府规模作为门限变量,结合我国2004-2011年2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和门限回归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呈非线性关系。政府规模较低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但当政府规模跨越较高门限值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建议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市场化改革、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转化。     

江苏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通过动态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江苏省人力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因果关系,得出在短期内,物质资本存量对GDP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从长期来说,江苏省的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逐渐增大,最终将超过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体现了人力资本的滞后效应。接着应用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对江苏省经济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而在人力资本方面,劳动力投入数量对经济的影响远比劳动力投入质量来的重要。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的联结及其集聚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联系的视角

文章基于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联系的视角,定量测度并刻画2013年和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地区)190个样本城市网络联结状况,并探究其集聚性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联结具有复杂性和尺度变异特征,不同层级城市联系网络的空间形态与密度存在较大差异;沿线城市间网络联结具有核心-边缘结构,东、西两端分别已形成多中心网络化联结格局,中间欧亚内陆腹地城市的网络联结及其集聚性相对不足;整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具有多中心、多层级、嵌套型特征;城市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连通性硬件设施、软件环境以及城市所在国家的对外开放水平和营商便利度因素,对城市网络联结的集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传导机制检验——基于成本和规模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运用1999—2008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基于成本费用和生产规模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传导机制的存在性,并针对不同要素类型制造业和三大经济带制造业进行相应分析。研究表明:基于国家层面,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高制造业效率,经由降低制造业平均成本和提高制造业生产规模来改善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中介作用并不存在;生产性服务业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中介效应和规模中介效应十分显著,满足效应传导机制假设;沿海三大经济带中,生产性服务业作用于制造业的成本中介效应和规模中介效应均存在,但除了珠三角的绝对规模中介效应为正外,其他中介效应均显著为负。     

公共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理论机制分析显示,公共支出既可能通过纠正私人投资的外部性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通过刺激私人物质资本投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强化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本文利用1995—2010年我国除西藏之外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基于FMOLS方法,考察了公共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强化了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公共支出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公共支出效率提高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人才为何流向公共部门——减速期经济稳增长困境及人力资本错配含义

长期经济增长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但低效率的公共部门在减速过程中仍可以很好地生存,减速后果由生产性部门来消化,这将使人力资本进一步向无效率公共部门集中,导致人力资本错配,从而造成内生增长动力缺失。本文理论研究表明,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公共部门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力资本配置比。借助OECD国家和中国例证也发现,如果公共部门人力资本配置偏离这个最优比例,将导致经济稳增长受阻。此外,相比美国、英国等OECD国家,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强度较大,而生产性等市场化部门人力资本强度相对较小。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时期,大量优秀人才配置到非市场的公共部门而非生产性部门,会给中国经济稳增长带来严重挑战。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改变不利于经济减速时期能有效淘汰非效率部门的制度结构,引致人力资本进一步向生产性部门集中,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最大限度释放人力资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