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规避与中国企业的 OFDI 策略选择

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 )遭受损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投资策略来规避风险,降低损失。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提供的 OFDI 企业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 )法和条件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考察了我国企业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时的策略选择问题以及投资经验对政治风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序贯式投资,投资经验可帮助企业规避和降低部分政治风险,提高企业在高政治风险东道国 OFDI 的概率;与生产性 OFDI 企业相比,销售宣传类 OFDI 企业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反应弹性较大,在具备投资经验后,对政治风险的敏感性降低。文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提高成功并购的概率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OFDI广度与深度对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研究

经典跨国投资理论认为区域优势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考量,不同企业区位选择存在差异,如集中在少数市场或多个市场,此类现象是否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文章基于产品多样化视角探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广度与深度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利用2000—2013年企业层面数据验证上述关系。研究发现,OFDI广度与出口产品多样化呈正相关,OFDI深度的作用呈倒U型,海外经验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     

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的依赖较弱,甚至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有着强劲的正向作用.在中国调整投资结构的背景下,文章对中国优化OFDI区位分布决策和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研究

本文根据股权主体的不同将企业分为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类,利用泊松计数数据回归模型评估了2011—2013年间中国企业OFDI的国际区位选择.研究发现,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因股权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国有企业被吸引到自然资源丰富但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央企被吸引到政治稳定的国家并寻求技术和战略资源;民营企业更多的则是市场寻求者.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在Helpman et al(2004)基础上加入出口平台型OFDI和融资约束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企业OFDI的模式选择问题。研究发现：生产型投资需要更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平台型投资相比,前者需要企业跨越更高的生产率门槛;如果企业融资约束越大和外部融资依赖越多,则生产型投资的生产率门槛越高。本文然后利用2005—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生产型投资的概率越高;给定行业外部融资依赖,随着融资约束降低,企业选择生产型投资的概率增加。本文发现,生产率较低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无法跨越生产型投资的门槛,转而选择出口平台型投资,这从理论和经验上解释了中国企业OFDI的模式选择问题。     

组织学习 、战略类型对海外区位选择的影响 ①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2005—2017年我国沪市上市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企业的组织学习对海外区位决策的影响,包括自身经验学习与其他同行经验学习。探讨了在不同战略类型下,两种组织学习对企业海外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自身经验和其他同行经验与海外区位选择都具有倒U形关系;激进战略对自身经验与海外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其他同行经验与海外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OFDI的影响

本文考察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转向OFDI的动态影响。首先通过建立企业微观模型论证出口与OFDI方式转换过程中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然后采用2002～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目录数据进行经验验证。研究发现,持续出口1～2年对企业转向OFDI没有显著影响,持续出口3年及以上对企业转向OFDI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累计贸易额的增长显著降低了企业转向OFDI的概率,即呈现出口路径依赖。当投资目的地与出口目的地不一致时,出口持续时间对企业转向OFDI的动态影响依然显著。此外,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因此,长期出口企业特别是已持续出口3年以上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政府的投资扶持政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距离是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文章综合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知识、外交和与全球连接等方面的国家距离,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距离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区位选择的关系。发现:(1)中国企业对沿线投资设厂的区域差异较大,规模从大到小依次为:东南亚、蒙俄、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中东欧。(2)综合的国家地缘距离与中国OFDI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3)除全球连接距离对中国OFDI有不显著的正向作用外,其他国家距离都表现为负向作用,其中经济和外交距离的负向作用最显著。文章认为对沿线投资应以国家距离为参考,找准投资着力点,并积极缩小地缘距离,以节约投资成本,克服投资阻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框架构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三元边际扩展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的现实,通过系统考察OFDI三元边际扩展对中国OFDI发展的作用机理,从宏观(内部与外部因素)与微观(企业异质性)层面的互动来构建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框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最后用华为案例对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进行诠释,进而为中国企业与政府国际化战略决策提供经验借鉴。     

移民网络、组织间模仿与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基于社会影响因素角度,对2000年至2013年间741起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华人移民网络是解释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倾向于进入华人移民网络发达的州;同时,在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也存在着组织间模仿行为,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参照以往同类企业的决定;并且,作为减少不确定性的手段,移民网络和组织间模仿之间并非完全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视角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并采集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全国整体还是从分地区来看,OFDI均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内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OFDI,且其仅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大;OFDI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模仿创新,说明OFDI的自主创新外溢效果更强;另外,研究还发现目前我国的研发人员力量相对薄弱,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高端科研人员数量不足,严重制约了直接对外投资的吸收能力。     

政治关系、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基于33个欧洲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近年来因其内部政治格局调整、经济增速放缓,使中国对欧洲OFDI的风险增大。文章选取33个欧洲国家2010年—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双边政治关系及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中国OFDI,还能减弱东道国监管对中国OFDI的不利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可通过调节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进而促进中国OFDI;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税收负担对中国OFDI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中国OFDI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经济体异质性,表明中国对不同地区或不同经济体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目标差异较大。今后应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边政治关系,积极构建并逐步完善中国OFDI安全审查机制,助力中国对欧洲OFDI持续增长。     

文化特征与冲突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影响研究

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量迅猛增长,但其投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失败案例比比皆是,造成大量国内资源浪费。研究者们试图从企业微观特征和东道国制度特征层面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进行研究,以期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提供建议,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人"这一复杂不可控的主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中国5000多家海外投资企业、140多个海外东道国(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四个维度的文化指标度量东道国文化特征及与中国的文化冲突,研究文化特征和冲突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的影响。检验证明,面对权力距离越高,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和谐主义倾向越低的文化环境,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的进入方式;面对权利距离、和谐主义越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的文化环境,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垂直型OFDI。同时,东道国文化环境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兼并收购的进入方式和垂直型OFDI。本文扩展了对OFDI投资策略的研究,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能力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的日益扩大,企业OFDI对企业生产能力的影响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议题.本文基于2013—2018年的企业OFDI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系统研究对OFDI活动对中国企业生产能力的作用结果.研究发现:OFDI活动与企业生产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不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OFDI活动都会对企业的生产能力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同时这种推动作用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另外,本文还将OFDI活动划分为三大类,不同类型的OFDI活动对企业生产能力的影响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企业开展OFDI活动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管理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区位决策 ——基于非市场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双元视角

本文基于非市场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双元视角,探讨向具有风险属性的“一带一路”延伸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应对非市场环境约束的政治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应对产品市场环境约束的市场能力与风险区位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企业的政治能力、市场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投资到政治风险更高的东道国;②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的交互具有协同促使企业向高政治风险区位投资的作用;③相较于工具性/经济性企业社会责任,强制性/社会性企业社会责任会分别增强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对企业风险区位投资的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采取情境式政治活动模式的企业和新企业,采取系统式政治活动模式的企业和成熟企业更擅于发挥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的联合效应投资到具有更高政治风险的区位。研究发现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具有启示意义。     

制度环境、禀赋差异与我国OFDI区位偏好

本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对111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数据,并运用引力模型,从全样本、全样本交叉项、金融危机前后对比、基于资源禀赋和投资动机进行Ward分类的四个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结果 表明,中国OFDI四种动机都存在,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中国OFDI在金融危机后...     

组织惯性两面性对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03-2014年OFDI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基于其2002-2016年数据，从资源与能力视角，探讨了中国制造业OFDI过程中组织惯性两面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有控股与早期国际化经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消极影响；核心业务能力则增强了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核心业务能力对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因投资地区异质性而存在显著差异。     

服务型企业国际化经营区域决策研究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投资的重点逐渐由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领域。此项研究将结合以往关于区域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及世界服务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投资的区位选择状况,通过研究跨国公司中国服务业的投资区位因素,探讨服务型企业跨国经营时的共同关注点,并以此为借鉴,为我国服务企业国际区位选择提出指引和借鉴。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特征解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转型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地域分布特征不能被传统OFDI理论所解释。中国OFDI存量高度集中于避税地,地域分布格局偏离发展中国家常规,主要投资地中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偏多。引入制度理论对中国OFDI地域分布特征进行解释。转型期制度约束与制度缺失是中国OFDI高度集中于避税地的重要原因,企业通过投资避税地来规避制度约束或进行制度套利;国有企业OFDI动机的双重性以及政府的政策倾斜弱化了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及政治风险等常规因素对国有企业OFDI区位选择以及中国OFDI地域分布的影响;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能力支持了它们对政治风险较高国家的投资。     

我国出口企业转向OFDI的多维影响因素——基于微观数据的检验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和战略三角模型,首先提出我国出口企业转向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多维影响因素及其相应假说,然后基于我国1999-2009年12312家出口企业与500家出口转OFDI企业的微观数据,先后采用二值Logit模型与面板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总体检验与分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等异质性特征是决定出口企业是否转向OFDI的关键性因素,其中企业规模不仅与出口企业转向OFDI呈现倒U型关系,而且较之生产率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行业研发投入与地区制度环境均会对出口企业转向OFDI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囿于中国OFDI企业面临的风险与亏损面,出口经验的作用远远低于预期,其中持续性出口较之偶然性出口企业,更易对丰富出口经验保障下的出口获利产生路径依赖,其转向OFDI模式的动力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