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教育弱势与土地流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微观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土地流转从流入和流出视角进行区分,利用面板Logit模型探讨收入差距和教育弱势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收入差距视角分析,非农与务农之差对土地流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土地流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教育弱势视角分析,家长是否为子女教育存钱对土地流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对土地流入影响不显著。对收入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非农与务农收入的差距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土地流入和流出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其中收入越高的人群,土地流出的倾向越强。     

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母亲决策权×母亲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价格、父亲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子女自身学习情况是决定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仍是制约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子女的性别、子女的个数已不再是影响父母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广东省1985—2010年数据，重点分析了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可看出，从农村居民的劳动力文化和收入结构的比例情况看，农民教育对农民收入结构有着明显的影响，随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农民倾向于向非农行业转移。从农村不同文化程度的收入情况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受教育水平组的不同收入水平都发生变化，低教育水平与较高教育水平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即高受教育水平人群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低教育水平组。     

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

本文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农村到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特别是研究了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个体、家庭和城市因素。本文发现,流动人口子女的性别和年龄、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流动人口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和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的选择都有显著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未观测到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的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态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门槛效应.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研发强度越大,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效应越明显;"一...     

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农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四川省88个贫困县的分析

[目的]为测算四川省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并探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缩小其农村收入差距提出有效的对策。[方法]文章使用2013年《四川省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运用离差法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对贫困县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在所有分位数上均具有显著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在0.25分位数上,劳动能力及道路交通便捷度对农村收入差距具有非常显著的缩小效应,但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道路交通便捷度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逐渐减小,劳动能力的收入贫困差距缩小效应也变得不再显著。[结论]无论是在农村收入差距小还是大的贫困县,实施农村教育振兴政策均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在农村收入差距较小的贫困县,在农村地区加大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和积极组织劳动力技能培训将有助于减小农村收入差距。     

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水平及其不同层次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目的]通过研究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水平及其不同层次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中部地区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教育发展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利用Sys-GMM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水平提高拉大了农民收入差距,其中农村初等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农民收入差距缩小,农村中等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提高拉大了农民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这两类教育进一步发展,农民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将会优化,这两类教育将有可能缩小农民收入差距。分地区类型,相对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中部省会地区农村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较大,3类地区农村初等教育水平提高均有助于农民收入差距缩小,3类地区农村中等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均拉大了农民收入差距,其中省会地区农村高等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更大,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农村中等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更大。[结论]为了尽快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中部地区尤其是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特别是发展农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虽然短期内会扩大当地农民收入差距,但长期农村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会提高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非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其他收入,优化当地农民收入结构,进而缩小农民收入差距。     

转型期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现状、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受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影响,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正成为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特征的分析,发现财产性收入差距受经济发展、政策安排、家庭财产、居民个人等因素的影响,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就业与收入的区域差异

人口流动,获得就业机会是基础保障,提高就业收入是根本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是实现人口跨区域流动并且提高就业收入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2013—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就业行业、就业单位到就业收入以及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分布等方面,对一线城市与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做了独立研究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样本调查期间流动人口收入增长趋势明显;对个体而言,跨区域流动,高中及以下受教育者的主要动机是获取就业机会,大专及以上受教育者则主要是收入驱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流动距离对就业收入具有"乘数效应",流动范围越广,就业收入越高,这是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呈现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提高文化素质教育、增强专业技能培训,对促进流动人口安居乐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1978—2009年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三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可以促进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反过来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长期正的影响,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存在制约作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互为格兰杰原因。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对比研究

通过对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空特征分析,认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4个阶段。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较大,区域差异明显。重点分析了1998~2003年的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变化。结果表明,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由圈层结构过渡到了地带性格局。空间格局主要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缩小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在其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看,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鉴于此,提出辽宁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重庆为例

文章利用2000-2013年重庆市面板数据,对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重庆市和其四大主体功能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看,城镇化拉大了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功能区来看,城镇化对都市功能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短期内拉大效应较为显著,而长期表现为明显的倒"U"形曲线;对城市发展新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缩小,但效应不显著,长期内表现为明显的"U"形曲线;对渝东北生态涵养区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具有缩小影响,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不显著;对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显著地缩小作用,且长期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形影响成立但不显著。此外,重庆市及其四大主体功能区的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显著,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对缩小重庆市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三大区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前情况。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中部6省2000~2013年的财政支出总量、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而得出中部地区财政支出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成倒"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且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影响:科学教育卫生支出以及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增加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却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农林水事务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不显著。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及其检验

本文首先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为门槛效应、减困效应、非均衡效应和涓滴效应,其中,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减困效应和涓滴效应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然后,基于我国1990~2013年的数据,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VECM模型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既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存在短期动态关系。在长期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增加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在短期内,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波动的原因。最后,就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农村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户创业吗?--基于流动性约束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态势,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农村收入差距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降低了农户创业的概率,基尼系数每提高0.1单位,农户创业的概率下降1.45%,这一数值约为农村地区创业比例的21%,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通过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滞后效应和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还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降低了农户创业的参与人数、经营规模、经营绩效和新创企业的概率,并显著提高了创业失败的可能性,增加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概率。机制分析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升了农户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并降低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了农户创业。此外,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低教育水平、中低收入阶层和中西部地区家庭产生了更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农村创业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对更好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农村的贯彻实施具有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动态关系实证分析——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

本文引入财政支出作为传导机制,运用庇古的公共物品最优配置边际效用理论分析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基于1978—2013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财政分权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显著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短期来看,财政分权却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反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对其自身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教育投入是否有利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

增加教育投入是否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基于固定效应模型,选择31个省区市2003～2018年样本,研究教育经费投入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看,教育经费投入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从教育层级看,小学生均教育经费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投入的作用相反;从区域看,教育经费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此外,教育经费投入会扩大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但教育经费投入会缩小中部地区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高层级的教育经费投入可以缩小行业收入分配差距。     

教育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及机制

当前农村居民家庭在负担较高的教育支出甚至发生"因教致贫"后,对教育的功能与效用产生了一定的质疑。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采用有序响应probit模型半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教育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确实能够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购买住房和改善健康状况是教育增进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渠道。分区域研究发现,虽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中西部教育增进幸福感的主要作用机制体现在教育的收入效应上,而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机制更主要表现在教育带来的健康状况改善和住房偏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