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效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尚无定论。本文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细分为农业投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分工和经营权信贷抵押4个方面,进而构建"农地确权—要素配置—农业生产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根据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在总体上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效率。(2)对于没有发生农地调整、农业机械化条件较好的村庄,农地确权能够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相反,对于拥有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户,农地确权对其农业生产效率并不产生影响。(3)农地确权一方面通过促进农户加大农业短期投入、增加旱地转入和提高家庭务农人数占比提升其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抑制农户水田或水浇地转入导致其农业生产效率损失。     

工商资本下乡、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效率

本文基于要素配置视角,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4),分析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业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工商资本下乡会正向显著影响农业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即工商资本下乡会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2)工商资本下乡对粮食作物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呈显著正向影响,对经济作物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主要是由于工商资本下乡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换程度在两种种植结构中存在差异;(3)工商资本下乡会促使粮食作物的劳动力资源流失和家庭劳动力的多部门配置,并导致资本对劳动力要素的替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对经济作物中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程度较弱;(4)工商资本下乡会促使土地流转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使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从而摆脱传统农业低效的困境。     

农地产权界定、农地要素流动与农业劳动力配置

本文从农地要素流动的视角,借助目前农村新一轮的农地确权颁证,分析了农地产权界定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配置的作用机制问题。通过匹配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和2014年的两期数据,研究发现:(1)农地要素流动是农地产权界定影响农业劳动力配置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2)农地产权界定通过农地要素流动影响农业劳动力配置的这种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农地确权时间超过两年之后才能通过影响农地要素流动进而作用于农业劳动力配置;(3)农地产权界定的这种时间效应在农业劳动力的性别结构上具有异质性,目前只对男性农业劳动力有作用,而对女性农业劳动力配置没有显著影响。     

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动因何在?——基于农地产权与要素配置的作用机理及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9省2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要素配置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改善会抑制农户种植农作物,但对种植经济作物的抑制作用显著强于对种植粮食作物的抑制作用,且不显著降低粮食种植户的粮食播种面积;(2)随着农地产权管制的放松,纯务农劳动力占比越高的农户,务农收益最大化的动机会激励他们越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3)兼业农户与"离农"农户具有相同的行为目标,即务农成本最小化,强化地权稳定性将诱导这两类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4)随着粮食生产中机械使用程度的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改善能够提高粮食生产绩效。本文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地权稳定性的改善以及农业机械使用程度的提高,均会诱导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粮食作物,从而表现出种植结构的"趋粮化"。     

耕地经营权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规模效应抑或选择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耕地经营权流转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识别。研究表明,转入耕地经营权家庭比未进行耕地流转的家庭亩均产值提升约27%,且转入耕地经营权对中青年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粮食主产区家庭转入耕地经营权对亩均产值有提升趋势。机制分析揭示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两个途径：一是耕地经营权有利于实现机械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实现耕地的规模效应;二是农户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将种植农作物改为种植经济作物,“压粮扩经”的种植选择行为提升了耕地的生产效率。由此,本文提出要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发挥规模经营优势,重视转入农户在种植农作物上的自选择行为,吸收观念先进的年轻群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鲜血液”,但是要警惕耕地经营权流转中的“非粮化”现象,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     

承包地调整、农地不平等与农业生产效率 ——基于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研究目的：从农地不平等的视角探究承包地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考虑土地租入与家庭劳动力投入变动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使用OLS、参数与非参数匹配方法、分位数回归、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等对CLDS 2014、CLDS 2016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无论计算方式是否经过调整,全国层面承包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均超过0.45,农地不平等状况比较严重。以“农户农业经营收入”作为“农业生产效率”的测度指标,研究发现承包地调整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且对低收入组农户的促进效应更大。承包地调整通过降低农地不平等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比约为37%。就农地不平等负向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而言,土地租入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作用有限,家庭务农劳动投入的增加将进一步加剧该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合适的承包地调整与分配状态,应兼顾效率与公平,以农地相对均等的配置和可预期的调整来提高效率。“适当的”承包地调整具有效率功能,并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应当更为审慎地看待承包地调整制度存续的合理性,设计更为合理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     

家庭劳动力约束下经营规模对农户种植结构选择的影响

研究目的：剖析不同农地经营规模下农户种植行为选择,分析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的关系。研究方法：门槛效 应模型。研究结果：经营规模扩大对种植结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其过程会受到家庭劳动力禀赋的制约,即存在门槛 效应,当家庭劳均经营规模小于门槛规模时,经营规模扩大会促进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导致种植结构变化呈“去粮化”, 反之当家庭劳均经营规模超过门槛规模时,经营规模扩大会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研究结论：规模经营不必然引发 非粮化生产,因而可以进一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缓解农业生产的家庭劳动力约束,并 以多种方式提高种粮收益以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机械应用与农地转入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要素优化配置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途径。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机械应用对农地转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抑制家庭农地转入,且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越深,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农业机械应用对农地转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能够有效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仅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地转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均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转入。因此,应继续提升农业机械应用水平,加快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完善农村农地经营补偿机制,创造老龄农户生产经营条件;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提高种田农户职业素质;针对地区差异,发展实用性强的农业机械,缓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从而提高农民农地转入参与积极性,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健康对我国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以江苏省灌南县和新沂市为例

基于家庭经济理论与健康投资理论,本文通过构建农村家庭劳动时间分配模型,系统研究健康对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基于江苏省651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健康水平不仅对劳动力自身外出就业产生影响(效率效应),还会影响家庭成员劳动时间的分配,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非农就业造成显著影响(配置效应)。效率效应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配置效应则显示家庭成员不健康的比例越高,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低。改善我国农村健康状况,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自身非农就业,还有利于增加家庭其他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农业投资行为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尚无定论。对此,本文先是构建了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9省的大样本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以及信贷可得性三种方式,促进了农户农业投资。家庭和村庄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农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农业经营投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其估计结果较稳健。     

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尚无定论。对此,本文先是构建了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9省的大样本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以及信贷可得性三种方式,促进了农户农业投资。家庭和村庄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农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农业经营投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其估计结果较稳健。     

有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基于我国台湾地区数据的空间分析

本文以我国台湾地区有机农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相关农业和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运用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方法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2007—2011年,我国台湾地区有机农业种植规模超过了均衡规模,有机农户收益均值高于全体家庭经常性收入的平均水平。但种植规模和均衡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在经济发达的北部地区,种植规模难以达到均衡规模,高经济价值的有机农作物种植也难以平衡城乡收入差异。种植规模与均衡规模之间的差异受到土地资源禀赋、收入水平、劳动力资源、种植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要以农民增收为导向,充分考虑自然、社会因素的影响,合理调整空间布局和种植结构,并跨地域配置农业资源。     

农地权利配置促进农业绩效增长的机理与效应分析

农地产权制度是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业绩效的“核”动力,也是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立农业强国的基石。本文从农地权利的要素配置效应、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三个方面对农地权利配置影响农业绩效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论证,并进一步借助1993—2020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地权利配置对农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正面看,农地权利配置能够同时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对农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从侧面看,不同农地权利时期,农业生产要素对农业绩效作用强度表现不同,大体随权利配置增强呈现出递增趋势;从要素禀赋看,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在农地权利配置影响农业绩效过程中发挥着显著增强作用。据此,应继续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将重点聚焦于如何激活主体行为,关注农业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发挥农地权利对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和经营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严厉打击破坏农村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违法行为,切实保障要素资源相对充裕。     

土地细碎化、种植多样化对农业生产利润和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江苏农户的微观调查

土地细碎化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和管理行为,进而以一种积极或消极形式影响农业生产利润和效率。本文通过构建4个不同的随机前沿利润和非效率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江苏省扬州、淮安和徐州的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具体探讨了种植多样化和土地细碎化的不同组合对利润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细碎化同技术非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农业生产利润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在不增加地块数的情况下,存在地块规模经济实现的可能。种植多样化对农业生产利润和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多样化种植能有效降低自然和市场风险,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增加利润和效率。政府应不断创造更多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为农地产权流转营造环境;积极提供有关信息,支持农作物多样化;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外部性。     

农地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评估——基于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

基于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1006户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流转作为中介,在消除内生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农地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合确权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农地转入在农地整合确权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路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1.3%;农地转出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农地整合确权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路径关系中不具有中介效应;农地转入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是,农地转入为农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分工程度,增加了农内就业创业机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由此得出,在农地产权界定实践中,应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流转,支持有条件地区实施土地置换整合,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加快培育农业社会服务市场,为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创业提供良好环境,以实现促进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双重政策效应,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新思路。     

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化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从供给角度的实证分析表明，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农、林、牧、渔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同时，它与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改善也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作物在种植业中的比重提高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经济作物的发展上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从需求角度的实证分析显示，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产品贸易增长的推动效应十分显著，对农产品出口结构的改善效应也很明显。     

农地流转提升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吗——来自农户的视角

为检验农地流转是否提升了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34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测度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先对有/无农地流转两类农户的技术效率进行统计分析,后基于回归结果测算劳动力、土地、农资、农具等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最后采用Tobit模型检验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提高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从具体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来说,土地流转提高了劳动力、农具和农资等要素的产出率,但降低了土地要素的产出率;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来说,无农地流转行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总收入和农业信息可得性对农户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占比、农地离城镇平均距离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降低土地地块层面的细碎化水平、增加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率、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是当前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有效措施。     

农村劳动力回流抑制了农地流转吗？——兼论就业距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

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背景下,农地流转呈现放缓的趋势。本文结合农村劳动力回流新趋势,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讨了就业距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就近就业还是外出就业,只要两种就业模式可以及时补充家庭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形成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就会抑制农地转出,相对而言,就近就业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更大,但这种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并不会显著促进农地的转入。农村劳动力回流增强了就近就业对家庭农业劳动力的补充作用,进而延缓了农地转出;而回流劳动力并不能满足家庭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劳动力需求,对农地转入的影响不大。研究还发现,农户前期的资本投入(购买农业机械)对农地转出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家庭、外出规模较小的家庭,其所形成的内部分工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抛荒——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地抛荒现象逐渐产生,抛荒面积持续扩张将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地抛荒的影响,并引入劳动力转移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对农地抛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户抛荒农地的可能性更大。(2)劳动力转移在社会资本对农地抛荒的正向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社会资本促进劳动力转移,从而间接导致农地抛荒现象加剧。(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传统农耕家庭、经营规模较大的家庭抛荒农地的影响更明显。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社会资本对农地抛荒的不利影响,搭建农地流转平台,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高机械化水平,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