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业绩预告质量吗?

高管薪酬激励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但高管薪酬激励是否能够提高业绩预告质量,目前并未得到明确结论.文章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业绩预告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薪酬结构中的股权薪酬占总报酬的比重越高,业绩预告质量越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研究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和业绩预告的相关研究,能为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提高提供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

合理制定薪酬分配政策、加强人力资源的考核与激励是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以2013~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关系,以及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内部控制质量是否会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但市场化程度对两者之间正向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在非国有企业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更显著,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薪酬差距激励效果越显著。同时,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更有助于发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激励效果。     

高管异质权力对股权激励创新促进作用的差异化调节效应

借鉴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将高管权力区分为控制权力与防御权力,考察两类权力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关系的差异化调节作用.以CEO为企业高管代表,运用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EO控制权力越大,越会抑制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CEO防御权力越大,越能够强化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控制权力和防御权力的调节效应主要存在于男性CEO与年轻CEO当中,对于女性CEO而言,两类权力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而对于年长CEO而言,控制权力的抑制效应仍然显著,但防御权力的强化效应不再显著.     

高管权力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债券市场数据,研究高管权力强度与权力维度对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产权性质与市场化进程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随着高管权力的增强,债券融资成本会随之增加,其中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与债券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个人能力权力与债券融资成本负相关但不显著。（2）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与债券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3）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高管权力与债券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     

高管薪酬对公司投资决策影响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年至2011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管薪酬与公司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投资决策显著正相关。两者关系会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与公司投资不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两者仍存在正向关系。     

产权性质、高管薪酬与高管腐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腐败行为发现的可能性将上市公司高管腐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实证研究发现:(1)对于显性腐败,高管高薪可以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天生与政府存在亲属关系,这种抑制作用要弱于非国有企业;(2)对于隐性腐败,高薪并不能起到抑制腐败的功效,并且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创新投入、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高管激励视角，以我国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考察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激励细分为高管薪酬激励以及高管股权激励。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激励在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定价“红色企业家”

数百亿期权与股票增值权行权之潮,迫使决策层在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国企高管用人制度与行政性限价间做出选择今年上半年以来,关于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问题的争议日趋激烈;而随着近些年中国概念股的高涨,海外上市国企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计划的     

高管薪酬激励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A股市场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并没得到充分的应用,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有待加强。     

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研究的热点,但从经营风险角度探究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欠缺。文章以2011—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会得到提升;高管得到股权激励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会有所增加;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会使企业经营业绩有所提高。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之后发现:经营风险是高管股权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经营风险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基于强度维度的高管激励与企业价值——高管特征的调节效应

立足于高层梯队理论并结合激励理论,选取2006-2015年上深交所主板公告的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的分析方法,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和货币薪酬激励强度维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高管特征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薪酬激励强度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高管特征在不同的激励机制中表现出显著不同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企业应适当降低高管股权比例,增加货币薪酬激励比重,优化高管团队人员结构,并建立分层激励机制,最终实现激励效果最优。     

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机制、产权性质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学历层次越高,企业环保投资力度越大。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高管激励机制对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深化和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也为企业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及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理论依据。     

股权激励、股权性质与预算松弛

选择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股权激励与预算松弛的关系,并进一步探寻股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预算松弛存在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预算松弛程度越低;在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对预算松弛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对预算松弛的影响很显著.因此,建议政策制定机构积极引导和发展股权激励制度,并在国有企业中积极推行股权激励政策.     

国有控股、法律诉讼与高管变更

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两个重要决定因素,文章以法律诉讼作为风险控制能力的一个替代,研究高管风险控制能力和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法律诉讼对高管变更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遇到法律诉讼之后,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更不容易发生高管变更,说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性质的特殊性导致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更换的原因与非国有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和法律诉讼相关的高管变更多为非正常变更。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动态博弈

运用博弈论基本原理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公司产出与高管的努力程度之间的关系,对股东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时的股权比例、股票行权价值等变量的选择进行研究,并针对给高管股权激励现状提出建议。     

董事会资本、同伴效应与高管薪酬——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同伴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同伴效应能显著地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董事会资本不会显著影响同伴效应与公司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董事会资本广度越宽,同伴薪酬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越大。董事会成员在行业、专长等方面的异质性越高,同伴效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就越大。但当董事具有更多的行业经验时,同伴效应不能显著地影响高管薪酬的制定。     

高管激励差异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企业发展的内在影响因素,构建高管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的"两阶段计量分析模型",剖析高管激励的内在差异性及其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并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司发展规模因素对高管激励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经营效益因素对其影响相对较小,但它们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正好相反;高管的"有效激励"总体上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而"无效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消极影响;首席财务执行官相对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而言,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了更大影响;股权激励比非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建议企业构建全面的高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创新高管激励模式,规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序,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文章研究企业高管薪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无论是通过货币薪酬、股权薪酬,还是通过在职消费激励高层管理人员努力工作,都能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此外,高管薪酬结构也会作用于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高管薪酬中股权激励占有的份额越大,越能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高管晋升制度创新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晋升制度创新的过密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职级差距在阈值内愈高,导致的利益趋同效应愈显著,企业绩效也愈好;高管晋升制度创新与企业边际绩效显著负相关,陷入过密化困境,高管职级差距超出阈值时,非理性竞争增强,高管晋升制度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应比非国有企业更显著,非国有企业因晋升资源较少,更容易出现过密化;高管性别歧视会抑制晋升的激励效应。基于上述结论,从优化高管晋升制度创新资源分配机制、完善高管晋升监督体系与协同推进高管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内部绩效与市场价值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企业内部绩效综合指标和企业市场价值综合指标,将高管薪酬与综合指标相结合,构成与企业业绩相联系的业绩薪酬指标,然后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业绩薪酬指标进行对比,实证检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的必要性。同时,本文认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应参考高管为企业创造的市场价值,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与市场估值差距越大,则国有企业高管经营成果与市场预期差距越大,通过构建企业内部绩效和市场价值对高管薪酬影响的模型,发现企业市场价值对高管薪酬有负向影响,进而可以以企业市场价值作为高管薪酬管控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