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山东省县域数据的实证

本文选取山东省90个县2004—2012年的县域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县域金融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县域金融集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效应。经济基础、政府干预、投资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均能够提高本县域金融集聚水平;政府干预在提高本县域金融集聚水平的同时降低了周边县域金融集聚水平,投资水平促进了县域总体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没有在县域间对金融集聚形成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应该加强县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发挥经济基础和政府干预在县域间的正向溢出效应;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善和落实金融人才发展政策,发挥并放大投资水平和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溢出作用。     

决胜脱贫攻坚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测度——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后期,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面临着新形势:连片特困地区救助力度不断加大,但扶贫效果不明显,减贫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文章基于新疆南疆四地州327份有效问卷,从多维贫困角度阐释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原因,结果显示:(1)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具有多维性,贫困主体的致贫原因多样化,广度、强度不等,但总体上健康与收入问题是其致贫的主要原因。(2)在脱贫攻坚后期,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趋于等同,差异不大。     

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经验分析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步入攻坚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但集中连片贫困区面临金融服务的门槛效应与排斥效应,传统金融减贫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因此急需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以达到金融减贫效果。本文首先对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运用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2010～2017年数据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农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力度等因素干扰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发挥。最后,从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和政策体系、居民消费结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与社会保障方式调整等方面提出促进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政策措施。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目的]考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和特征,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AF法,基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调研数据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剖析其产生原因。[结果]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都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且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与汉族相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覆盖率高,贫困程度严重;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汉族的教育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大。[结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联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构建多维减贫指标体系，测度2000—2020年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动态变化，系统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方法：指标评价法、综合扩张指数和脱钩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成效显著，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县域单元多维减贫指数均值分别为0.134和0.186，经济减贫指数明显高于社会和生态减贫指数；（2)集中连片特困区建设用地扩张先缓后快，局部区域扩张迅速，但整体以相对稳定型扩张为主，2010—2020年扩张明显加快，缓变型和快变型呈现组团化分布；（3)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指数与建设用地扩张指数以较理想型的弱脱钩为主，强脱钩县域单元数量由2000—2010年的131个减少为2010—2020年的10个，与之对应的弱脱钩县域单元数量则由369个增加到486个，有效体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方式的转变。研究结论：特困区减贫动态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密切关联，县域土地城镇化有助于增强特困区内生发展动力，后扶贫时期特困区需推进建设用地由增量扩张向存量调整的高质量发...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动态面板模型

文章利用新疆30个贫困县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检验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疆30个贫困县的金融发展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随着金融不断深化,其对贫困减缓会出现先制约后促进的效应;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显著减缓贫困;但由于金融门槛效应和非均衡发展制约了人力资本投资,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减贫效应。因此,新疆要创新金融扶贫机制,同时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和职业培训,在此基础上发挥二者对贫困减缓的正向协同效应。     

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制约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旅游扶贫可以带来精神和物质双重作用,探讨旅游扶贫的效应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利用统计分析法对相关年鉴和国民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进而采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利用扶贫效应评价指标和指数模型,对其扶贫效应进行评价。[结果]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效应以及总体的扶贫效应的隶属度值分别为0.290、0.506、0.254和0.331,分别对应一般、很强、较强和很强,整体上说明旅游扶贫在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效应很明显。同时根据最终评分可以看出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结论]以继续推进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为目标,加强该片区内经济效应的建设,完善交通体系建设,促进旅游发展进而加快脱贫步伐。     

旅游发展促进了连片特困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吗——来自中部贫困县的证据

旅游发展在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减缓了绝对贫困。但是否改善了相对贫困并实现了包容性增长对连片特困地区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中部贫困县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旅游发展对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发展促进了连片特困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对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均有显著的包容性增长影响。但随着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旅游发展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呈现城乡分异的特征,对农村居民的包容性增长效应逐渐减小,而对城镇居民的包容性增长效应不断增大。     

农业科研投资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的空间同质性假设难以解释农业公共投资与贫困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本文研究基于199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农业科研投资与农村减贫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明显,但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空间外溢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解释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即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提高而降低。     

湖北 产业扶贫聚焦“准”和“实”

<正>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第一工程",是减贫脱贫的治本之策。湖北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中央的决策部署,始终把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任务,以建立产业扶贫长效机制为抓手,下真功夫重点支持湖北大别山、武陵山、秦巴山、幕阜山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业产业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行为研究——基于广西石漠化地区的调查

本文利用196份广西石漠化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调查问卷,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揭示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发展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只有19.90%的农户愿意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发展,连片特困地区农户通过供应链实现减贫增收的意愿表现一般。研究进一步发现,农户性别、务农年限、良好的市场条件、供应链了解程度、供应链作用认知等对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预期风险大小则具有负向影响。在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特困区建10万多公里公路

本刊讯 7月4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交通扶贫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2013年交通运输部将在14个片区建设超过10万公里的各类公路,直接惠及1．2万个贫困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涉及的中国21个省（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交通运输发展的主战场,打好新一轮交通扶贫攻坚战。     

特困区将建10万多公里公路

本刊讯7月4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交通扶贫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2013年交通运输部将在14个片区建设超过10万公里的各类公路,直接惠及1.2万个贫困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涉及的中国21个省(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交通运输发展的主战场,打好新一轮交通扶贫攻坚战。     

新疆集中连片特困区扶贫现状及困境调查

援疆背景下,新疆南疆民族地区的贫困呈现新的特点。反贫困的路径选择根本在于甄别贫困的现状、类型与原因。鉴于此,使用抽样调查方法对新疆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300户典型贫困户的生活、生产状况进行问卷调查,从农民收入、支出与贫困和国家扶贫政策与贫困等方面对造成贫困的原因进行分析讨论。并从民生角度、完善扶贫机制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深度贫困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所列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及其所实施的金融政策为例,利用断点回归模型研究农村金融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贫困发生率越高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正向效应最大。提出了继续实施扶贫贴息政策,增加贫困地区扶贫贷款项目;大力发展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保险事业,积极推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有效保障的建议。     

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本文在剖析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反贫困效应基础上,以我国5个省级民族自治地区的18个地级市1999~2013年的数据为例,同时运用OLS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反贫困效应是显著的,就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同时,在不同分位点下,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反贫困效应是不一样的,且随着分位点的提升,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反贫困的效应也越来越显著,而就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等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的变化则受分位点变化的影响不大。     

时事围观

湖南新邵庆贺"纳入特困地区"1月30日,一张有关"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共新邵县委、新邵人民政府宣"的微博图片在网上引发疯狂转载。     

经济、人口视角下的城镇化与贫困：线性与U型关系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城镇化是影响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关键要素,对于城镇化和减贫之间关系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方法 文章基于199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分别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角度出发,对城镇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结果 （1）城镇化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均能有效降低农村贫困程度。（2）人口城镇化与贫困之间呈U型关系,而经济城镇化对贫困的影响是单向负相关。（3）我国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城镇化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显著。结论 城镇化是减贫的重要途径,但过度的人口城镇化会加剧贫困,城镇化减贫的重点在于与人口城镇化相匹配的经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方能达致减贫。所以应全面提升城镇化规划的科学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合理推进城镇化的减贫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