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安徽省32个村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阶层内部呈现较大的收入差距;性别、培训和务工地区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这一状态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间的收入差距不大。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来沪农民工收入影响分析

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文章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分析影响上海外来农民工收入的因素,通过明瑟收入方程验证不同劳动力分割对农民工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程度。     

镇江市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农业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镇江市农业结构演进特征的分析,实证地解释了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并针对如何提高农民农业收入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建筑行业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昆明市为例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促进农民工增收,是加速劳动力流转的首要途径。选取昆明市建筑行业农民工为研究视角,以调查一手资料为依据,建立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分析模型,得出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完善用工合同是提高农民工收入的关键措施。     

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对2007年从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回流到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小城镇工作的3026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改进后的明瑟尔收入模型,估计出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与返乡发展两种情况下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证明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要低于其返乡之后的收益率;验证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人力资本从深度与广度上都被低估,而返乡之后,人力资本能够得到相应报偿,从而收入获得增长的设想。     

农民工收入微观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利用在天津的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然而，在农民工内部，没有发现不同性别之问在收入上的显著性不同。据此，为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思路。     

从农民工收入流变分析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

从中国外贸企业低成本优势的角度,通过对中国外贸企业中从业人员最多的农民工收入流变的分析,探寻对外贸易顺差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考量现行人民币汇率估值的合理性,并提出相关解决对策。中国农民工的各项收入提高幅度较小,未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也导致出口产品成本核算不足。这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以及外汇储备过高真正的原因。     

农民工收入决定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近年来,农民工收入过低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降低农民受教育的成本,成立农民工技能认证机构等途径可以改善农民工收入过低的状况。     

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

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在探索过程中,教育、职业培训、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探讨,而较少有研究关注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基于2010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语言表达和人际关系处理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交能力综合指标,重点探讨了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两个子维度指标的影响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和代际差异.其次,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迁移效应",迁移距离越远,社交能力的影响则越弱.此外,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社交能力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则越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社交能力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职业发展效应、劳动合同效应和信息优势效应四个渠道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文章聚焦于社交能力,为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研究提出并检验了社交能力回报的迁移效应、劳动合同效应以及信息优势效应,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拓展.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化

文章以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为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整体的收入流动和群体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程度。研究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呈现收入分化的趋势。从年度纵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无助于农民工整体收入的提高;"跨越型"社会资本能显著提高其收入。从农民工群体内部横向上看,"整合型"社会资本会显著减小农民工群体内的收入差距;"跨越型"社会资本则会显著拉大群体的收入差距,尤其对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贡献大于中低收入组。此外,研究还发现了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影响。在排除自选择因素和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的计量研究

利用中国2006年31个省市农业相关统计数据,对中国农业机械化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验证农业机械化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     

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

本文利用农业部1986—2001年间六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第一,分析期内农户呈现出收入流动程度随时间先增大后逐渐稳定的趋势,这使得持久收入不均等程度显著小于年度不均等,1995年以后虽然有较大的年度收入不均等,但持久收入不均等较小;第二,分析期内农村收入流动始终大于同期城市收入流动;第三,在1986—1990年间,农民平均收入较高省份的收入流动程度较大,而在1995—2001年间,各省收入流动差异并不明显;第四,农民收入水平有条件收敛的趋势,同时,教育水平提高、外出打工,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推进作用。     

农业收入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2000年我国农民农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58．94％,由此可见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业收入可以起到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其进一步的重要作用在于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在农产品供给短缺环境下发展,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就业收入相关性分析——基于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卷调查

文章通过对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及就业收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说明教育培训与就业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证实,教育培训总体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就业、收入提升及向上职业流动有正面影响;但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在获取收入方面,与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相比并不具有显著优势。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人力政策时,应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     

农民工的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

文章基于2010年北京农民工调查数据,使用Roy模型研究了农民工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能力更强、社会资本更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自雇佣概率;物质资本是影响自雇佣的一个关键因素;自雇佣者在自雇佣部门具有比较优势,与工资收入者相比,自雇佣者有更高的收入,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于能力等不可观测的因素。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已经有所改善,自雇佣不再是农民工的一种被迫选择。     

农民工职业技能证书的收入效应研究——基于苏州农民工调查数据

一直以来,获取职业技能证书被认为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农民工能否通过获取证书提高收入、能够通过获取哪些证书提高收入,目前尚未有一致结论。文章基于2015年苏州农民工调查数据,使用明瑟收入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农民工获取职业技能证书对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获取职业技能证书可以显著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但不同类型证书对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与水平类证书、技能类证书相比,准入类证书对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因此,政府需要继续完善职业技能证书特别是准入类证书的管理,鼓励农民工积极获取准入类证书,并且引导农民更加重视对教育的投入。     

基础教育、职业培训与农民工外出收入-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

提高农民工收入是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文章使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1-2014年数据,采取PSM-DID等识别方法,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研究了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提升农民工外出收入的异质性影响.随后从就业方式、从事行业和从业地点等维度进行了差异性甄别和机制性解释,并就两者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1)由于现阶段农民工被锁定在低技能行业,相较于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外出收入产生了更大的正向影响,这不仅体现在短期的即时效应,也表现为基于生命周期的长期效应.(2)这些影响在不同外出就业类型、从事行业以及从业地点均具有异质性.(3)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收入,还能降低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并且职业培训的效用更大.文章对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农民工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