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小家庭的性别比偏高;在家庭内部,表现为性别比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     

信息技术、性别平等与中国农村孩童教育——来自中国营养健康调查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采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1991-2009的数据,分析中国农村中小学孩童入学的影响因素,并着重研究移动电话、互联网、电视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中小学孩童入学率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于促进性别平等具有差异化的作用,电话、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女孩的入学率,促进性别平等;而电视对性别平等的推动作用不明显。信息技术主要通过提高女孩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其教育回报率发挥作用。中国农村的教育投资决策不仅取决于教育回报率,而且受到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男孩偏好越严重的地区,越倾向于对男孩进行教育投资。要巩固和加强基础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的现有成果,一方面要继续推动信息技术尤其是电话、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或法制的手段逐渐淡化或消除农村地区的男孩偏好。     

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研究

依据个体—环境匹配理论和平衡理论,基于320份员工与配偶的配对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响应面分析以及块变量分析方法,探讨了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同匹配/不匹配类型对员工工作投入及情感平衡的影响。结果表明: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有利于提高员工的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水平;而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则会降低员工的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水平。具体而言,当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时,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强;当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时,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更强。无论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是否匹配,情感平衡均在其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城市大样本调查的证据

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性别偏好,特别是研究了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流动人口同城市人口在生育数量偏好上已经不存在明显差距,但性别偏好观念上仍有显著差异;较农村人口,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偏好明显要小,男孩偏好也要弱。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类型和居住类型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配偶收入对老年人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背景下,合理有效地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CHARLS(2011-2015)数据,结合家庭劳动供给理论,考察了配偶收入对老年人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配偶收入水平对老年人的就业概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负向影响对女性、城镇户籍和家庭中有16岁以下孙子女的老年群体相对更大,并随着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大。     

工作家庭匹配影响因素性别差异研究

工作家庭匹配领域的研究是在工作家庭冲突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根据已有工作家庭匹配相关研究文献,提出了研究的三个假设,探讨了工作家庭匹配水平的性别差异,并分男性和女性两类共260个样本,考察了未满足的工作灵活性期望、社会支持和工作家庭的溢出交叉影响对工作家庭匹配的影响。未满足的工作灵活性期望和上司支持对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家庭匹配均有显著的影响;配偶支持对男性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女性没有发现类似的影响;工作向家庭的溢出对女性的工作家庭匹配有显著的负影响,但对男性没有发现类似的影响。     

工作家庭匹配影响因素性别差异研究

工作家庭匹配领域的研究是在工作家庭冲突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根据已有工作家庭匹配相关研究文献,提出了研究的三个假设,探讨了工作家庭匹配水平的性别差异,并分男性和女性两类共260个样本,考察了未满足的工作灵活性期望、社会支持和工作家庭的溢出交叉影响对工作家庭匹配的影响.未满足的工作灵活性期望和上司支持对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家庭匹配均有显著的影响;配偶支持对男性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女性没有发现类似的影响;工作向家庭的溢出对女性的工作家庭匹配有显著的负影响,但时男性没有发现类似的影响.     

失独父母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兼论个人应对方式的作用

失独不仅会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物质和情感的打击,也会严重影响父母的人生意义.以往的研究对于失独父母生命意义感的探讨较少,此次研究对失独父母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包括失独父母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配偶状况、失独原因、失独时间,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社会支持度、应对方式等.结果表明,慢性病、子女意外去世,以及消极的应对方式会显著减少失独父母的生命意义感,而社会支持、社区归属感,以及积极的应对方式则于此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失独时间越长的父母感受到更多的人生意义.未来的失独家庭服务应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提供支持和参与相结合的服务,以及基于应对理论的干预.     

商品类型对网上购物偏好性别差异的影响

本研究重点考查了商品类型如何调节性别对于网络购物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偏好通过网络购买搜索型商品;而网络购物偏好的性别差异在体验型商品和信任型商品上并不显著。     

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诈骗损失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遭遇诈骗产生损失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家庭因诈骗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即家庭具备的金融素养越多,越不会在诈骗中受损。(2)家庭收入在居民金融素养和家庭诈骗受损概率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当家庭收入越高时,其在诈骗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受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越小。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表明,金融素养对不同教育水平家庭诈骗受损概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天性VS理性:家属迁移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东部地区调查数据,分析家属迁移对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迁移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大于配偶迁移和父母迁移,子女迁移成为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主要动力,配偶迁移和父母迁移则成为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基础动力.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子样本结果表明,在子女迁移的基础上配偶迁移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产生了负面影响,配偶工作后子女迁移和父母迁移均显著促进了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子女迁移会挤压其他家属迁移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作用.这表明农民工对子女表现出一种天性父(母)爱的非完全经济理性迁移逻辑,对配偶迁移和父母迁移表现出一种经济理性迁移逻辑.     

我国家庭信贷状况研究：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发布的调查数据,分别构建非参数次序probit模型和Heckman模型检验了影响城乡家庭信贷约束状况和贷款可得性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家庭资产规模增加等都能缓解家庭的信贷约束,户主的党员身份、大学以上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资产规模等能提高家庭的贷款可得性,户主年龄、风险偏好等变量对家庭信贷规模的边际效应显著为负,而尽管城市家庭和东部地区家庭获得的贷款支持更多,但是城市家庭和东部地区家庭还是面临着更大信贷约束。     

数字鸿沟影响家庭收入吗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鸿沟"问题不断凸显.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选取人均每平方公里移动电话基站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系统研究了数字鸿沟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降低了家庭的总收入,对家庭工资性收入、工商业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均有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家庭数字鸿沟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负向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鸿沟对农村地区,三、四、五线城市和老年群体的收入负向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削弱社会网络、抑制自雇佣创业和降低信贷可得性,对家庭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提供了家庭数字鸿沟影响经济发展、降低家庭收入的微观证据.本文的研究可为中国数字鸿沟指标体系的构建、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缩小数字鸿沟政策设计提供微观依据.     

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

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因素均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妇女曾生(或存活)子女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和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另一类"积累性"和"后果性"表现.同时,它们具有方法论意义.     

低生育率、同胞性别结构与子女受教育水平

本文基于CFPS(2010)、CHIPS(2013)和CHFS(2017)三个微观数据库,通过双胞胎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低生育率对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生育数量减少显著促进了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该效应更为明显,从而验证了家庭对孩子抚养的“数量-质量”替代效应。在区分个体性别差异后,发现低生育率对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低于男性,拥有兄弟对女性的教育投资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即同胞性别结构的差异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的非对称性。据此,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应更加重视微观家庭中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倡导教育投资的“性别公平”。     

从男孩偏好到出生性别选择

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全景式展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农村社会从男孩偏好到出生性别选择的过程和机制;试图对农村社会中出生性别选择现象进行溯源式研究,针对社会生活中的男孩偏好文化进行了考察;得出几点新的认识和结论。     

未来消费预期与家庭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斯卢茨基方程出发,研究中国家庭储蓄的影响因素,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实证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风险态度对家庭储蓄率有消极影响,风险厌恶的家庭倾向于更高的储蓄率。消费与储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房地产价格对居民储蓄有显著影响,表现为显著增加了居民的储蓄倾向,说明中国家庭储蓄的重要动机之一是购房需求。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研究

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问题,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分析显示,外出务工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从而提高家庭储蓄。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 和 2016 年两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能显著地影响家庭储蓄率。     

从男孩偏好到出生性别选择

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全景式展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农村社会从男孩偏好到出生性别选择的过程和机制;试图对农村社会中出生性别选择现象进行溯源式研究,针对社会生活中的男孩偏好文化进行了考察;得出几点新的认识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