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代教育影响中老年父代心理健康的动态效应——基于追踪数据的增长曲线模型分析

我国子代教育水平对父代心理健康有着积极作用,但不明确这种作用的年龄变化趋势及队列差异。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6、2018三期追踪数据,在生命历程的动态视角下,利用增长曲线模型分析了1965年以前出生的中老年人的子代教育水平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在每个出生队列内,子代教育对父代心理健康的影响随年龄呈现“优势/劣势累积效应”;在出生队列之间,子代教育对较年轻队列的中老年群体(1950年及以后)的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强。同时,子代教育对父代心理健康的“优势/劣势累积”效应在非农户籍者中更明显。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同时为低教育者父母制定倾斜性的心理健康辅助政策,全面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的高质量发展。     

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人贫困的影响有多大

社区邻里效应是造成个体长期贫困以及贫困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中国的社区邻里效应现象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贫困集聚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的数据,检验了社区邻里效应的存在性,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概率的影响大小,探究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长期影响以及对个体贫困时长的影响,最后还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能够解释个体贫困、学历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差异的百分比。结果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社区邻里效应,同时社区邻里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良好的社区邻里环境使得个体贫困概率显著降低、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女性和城市个体的贫困状态更易受到社区邻里效应的影响,不可观测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学历和收入的作用;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影响具有长期特征,对个人贫困时长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个体贫困状态差异的1/4、个体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1/5可归因于社区邻里效应。因此,扶贫过程中应当关注社区邻里效应。     

中国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指数增长的累积效应分析

专利统计数据呈现申请量与授权量的非比例增长,非比例增长具有累积效应。研究表明,在数据增长呈指数增长条件下,累积增长和非累积增长的增长比例具有等价性;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的增长具有自相似分形特征;分形维度Ds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和专利制度的变迁。     

我国不同出生队列人群血压水平差异分析

由于社会变迁的影响,不同年代和地域出生的人群可能存在健康差异,包括作为健康重要测量指标的血压水平的差异.本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2011年跟踪数据,以1931-1980年间出生人口为研究对象,分别以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为测量指标,通过分层增长曲线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按样本平均年龄标准估计,年轻出生队列人群的血压水平高于年长出生队列人群,但在北方女性中,收缩压的估计值随出生队列变更呈倒“U型”分布;(2)血压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但年长出生队列人群的血压年龄增长率估计值高于年轻出生队列人群;(3)总体上,年轻出生队列中的南北方人群平均年龄标准时的血压估计值差异小于年长出生队列中的,只在男性舒张压方面发现年轻出生队列中的南北方人群血压估计值差异大于年长出生队列中的.相对于传统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我国人口心血管健康随出生队列推移的内在变动趋势,为我国不同地域人群的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实证参考.     

城乡老年人健康差异研究——基于CHARLS数据

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方法分析和比较城乡老年人健康差异。选取老年人健康指标:自评健康(SRH)、基本生活活动能力(ADL)、操作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以及抑郁情绪(D)。研究结果显示:城乡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异明显,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各个指标都明显差于城镇老年人。因此,应采取各种措施重点关注和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贫困存在社区邻里效应吗 ——基于多层回归模型的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 1989—2015年数据,使用多层回归模型对贫困中的社区邻里效应的存在性、非线性以及门槛特征进行分析,并探索社区邻里效应影响个人贫困的机制。结果发现:贫困存在显著的社区邻里效应,并呈现出非线性(倒U型)和门槛特征;社区邻里效应能够通过教育机制和收入机制显著影响个体贫困。因此,扶贫过程中,应当关注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尽量提升社区整体的学历水平以及收入水平,降低社区贫困率,为个体脱贫提供良好的社区环境。     

绩优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财务效应与市场效应分析--以美的集团为例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股份回购金额在近年来有了很大增长,公司持续回购案例也在增多。文章采取理论和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对美的集团三次股份回购的财务效应和市场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发现:股份回购对绩优企业的偿债能力影响时间较短暂,不会影响企业偿债能力总体趋势;股份回购规模越大对盈利能力的提升越大,由于财务杠杆的作用,净资产收益率的提升要大于总资产净利润率的提升。股份回购短期市场效应存在效应递减的现象,随着多次股份回购的积累,长期效应逐渐增加。鼓励绩优上市公司设立中长期股份回购规划,从而有利于长期稳定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劳动者主客观就业质量的变动趋势——基于年龄和队列视角的分析

结合宏观社会进程和微观生命周期视角,将主观和客观就业质量置于同一框架下,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首先运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考察主客观就业质量的队列效应,然后引入交叉项分析年龄效应的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1)控制年龄效应后,工作满意度的队列效应不再显著,工资收入的队列效应曲线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形态,60、70后工资收入最低;(2)随年龄增加,工资收入呈倒U型曲线,工作满意度呈U型曲线,38-39岁是生命周期中工资收入最高、工作满意度最低的时期;(3)性别、教育、城乡等因素具有不同队列变迁趋势和年龄效应,政府要制定精细化、差别化政策,营造促进中青年和年长劳动者就业质量共同提升的包容性就业环境。     

队列效应与中国城镇住房市场细分

本文在引入了队列效应概念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住房市场的特殊性,证实了队列效应所具有的综合性和稳定性可作为中国住房市场实现有效细分的重要依据,并对市场细分理论进行了拓展性思考。     

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和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第三国效应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型态倾向于复合性的FDI,且不受第三国效应影响;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此外,人均收入越高及文化邻近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显著有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市场机会对中国OFDI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国有企业居主导地位,且倾向于投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     

自评健康评价标准会随时间变化吗?

自评健康是大型问卷调查中的常用变量。有些研究者会依据自评健康的变化来判断受访者的健康变化情况,但这类分析的前提是健康评价标准在不同时间点保持稳定。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情境题面板数据的特殊设计,来分析人们的健康评价标准在两年间是否会发生变化。结果表明,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情境人物,大部分年龄组的评价标准在两年间没有明显变化;但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境人物,所有年龄组评价标准呈现下降趋势。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在45岁-70岁的人群中,日常活动障碍的出现会导致健康评价标准下降。     

冗余资源对企业危机竞争效应的影响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企业声誉的视角,以"7·23高铁追尾事故"为样本,研究危机的"竞争效应"影响及冗余资源对其的调节。结果显示:与危机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会受到竞争效应影响;目标企业的沉淀性冗余资源越多,受到的竞争效应影响越小;目标企业的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越多,受到的竞争效应影响越大。     

现金持有量决策具有战略效应吗?——基于现金持有量的平均效应与区间效应的研究

文章根据掠夺理论来考察现金持有量是否具有增加产品市场业绩的战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就平均效应而言,现金持有量能够增加企业的产品市场业绩;就区间效应而言,现金持有量的战略效应呈现出随着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地检验结果表明大量持有现金引起的投资是造成现金持有量的区间效应呈增加趋势的主要原因,且最终也增加了企业价值。文章还发现行业的竞争强度以及整体财务状态也会影响现金持有量的战略效应。     

我国农村老年人体力活动状况及其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了解我国农村老年人体力活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高农村老年人自理能力和减轻养老负担具有重要意义.依据对现有文献资料的分析,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基线数据,通过广义分层线性模型等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讨论了我国农村老年人体力活动状况与其个人特征关系,并重点探讨村庄环境因素对农村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在自身层次上,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年轻时期自评健康状况、自身活动能力、自评生活水平等与其体力活动水平显著相关;在村庄环境层次上,老年人的居住地类型、村庄道路整洁程度,以及农贸市场是否在本村等与农村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显著相关,此外,室外健身场所对农村老年人体力活动水平也有较大统计关联关系.在我国农村地区要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特别应注重加强农村环境对老年人的友好和宜居性建设,从而有效促进老年人积极进行体力活动,提高自身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     

新农合对我国农村居民健康需求影响研究

研究新农合背景下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需求,采用自评健康状32况作为度量健康的指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中的2006年,2009年和2011年的农村截面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现状。并将参合农村居民与未参合农村居民的自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基于Grossman模型,以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新农合、家庭人均收入、调查年份作为自变量来研究农村居民的健康需求。研究发现,女性的健康状况要高于男性;健康状况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教育水平越高和家庭人均收入越多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参合的农村居民自评健康状况比未参合要好,而且随着新农合程度的加深,新农合对参合者的健康水平的提高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强。     

基于消费者行为的微笑“双刃剑”效应研究

微笑是一种为了向他人表现出积极情绪的面部表情。以往的研究认为微笑会给消费者行为带来积极效应,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微笑也可能对消费者行为同样产生消极效应。情绪传染理论、解释水平理论和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可以解释这种“双刃剑”效应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微笑效应的调节因素,考察微笑服务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影响,并探索有效的干预方法,促进微笑的积极效应、降低微笑的消极效应。     

西部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分析

通过发展旅游业来消除贫困是西部地区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乘数效应是旅游扶贫的理论基础,本文对旅游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作了分析,并结合西部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出旅游乘数效应在西部贫困地区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又会受到限制。因此笔者认为,最大限度的发挥乘数效应的作用是旅游扶贫的关键。     

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有效路径，对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可为长效脱贫注入强大动力。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测度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缓解家庭相对贫困，降低家庭因遭受相对剥夺而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滞后变量法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农村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户主年龄未超过60岁和受教育年限较长家庭中对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就业创造效应、金融赋能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缓解家庭相对贫困。为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未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增收方面的作用；灵活运用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机制，大力拓展就业渠道，因势利导做好稳就业工作；注重提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使人民群众能公平享有数字红利；提高数字技术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渗透的广...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另q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