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就业质量

本文选取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质量,并运用多重计量模型系统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数字经济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就业质量增长具有对数型的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一影响在西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显著,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因此,应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持续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提升就业质量需遵从“适度”原则,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举措,抑制数字经济垄断,以便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     

营商环境与流动人口就业关系研究——基于35个重点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营商环境与劳动力就业关系,有助于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以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增长。本文运用我国35个重点城市流动人口调查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1）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降低流动人口就业难度感知,城市良好的营商环境通常具有更好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服务,市场活力更强,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2）改善营商环境各维度均显著降低了流动人口就业难度感知。其中,商务成本对流动人口就业感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市场环境、社会服务和软环境,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影响较小;（3）异质性考察发现,一线城市良好的营商环境显著降低流动人口就业难度感知,并且城市市场环境、社会服务、生态环境以及软环境均发挥重要作用。据此,建议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提升城市就业服务能力为突破口,促进流动人口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金融包容性发展:中国经验北大核心

发展包容性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十三五”期间,中国向农村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电信普遍服务工程”。该工程为约13万个行政村接入4G基站和光纤。本文将手工收集该期间约13万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行政村试点名单数据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形成“行政村-家庭”微观大样本数据集。基于这一精细地理尺度和家庭数据,本文借助大规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金融包容的影响。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了家庭信息获取环境、提高了家庭金融知识水平以及促进了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受教育水平越低、人均收入越少以及距离最近银行网点越远的家庭,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影响越大。本文研究表明,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金融资源分配不均,有助于增加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机会,这为助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逻辑、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因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已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共同富裕在时间上相吻合，在内涵上相契合，在主体上相一致。本文从逻辑、困境和优化路径三个角度论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分配制度、强化数字监管、促进数字就业，让数字技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民参与、全面覆盖、全民共享的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利用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全样本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分行业看,数字经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平均工资的提升作用最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次之;分地区看,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提升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亚洲开发银行（ADB-MRIO）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考察了2007—2021年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渠道实现。基于异质性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促进效应更明显。基于此,提出强化“数据”要素在数字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鼓励数字技术创新、增加高素质人才供给,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一定参考。     

浙江省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研究

共同富裕的实现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两者协调发展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浙江省2013-2020年的数据样本，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浙江省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良好，耦合协调等级随时间推移不断提升，在2020年达到高度协调等级。基于此，浙江省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完善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和培养专业型人才，助力数字化赋能共同富裕，促进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路径设计

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下的数字经济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也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注入了活力。数字经济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赋能，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美好目标实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简述了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从就业结构、技术等方面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共同富裕目标，探索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实施路径。     

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围绕“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一系列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促进效果显著;机制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增加两条路径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此,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城市群内部联系,更好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数字生活的就业效应:内在机制与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数字生活对就业概率的作用和影响,并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生活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就业概率,PSM-DID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与非农业户口个体相比,数字生活对农业户口个体的就业概率影响更大.在排除了2012年后经济增速下行对就业概率的影响之后,数字生活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数字生活能拓展“关系”网络,通过提升和维护社会资本增加个人就业概率;另一方面,数字生活能重塑个人发展路径,通过提升个人人力资本增加个人就业概率.异质性研究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生活对中西部地区个体的就业概率提升更大;并且,数字生活对男性就业概率的作用更大.本文研究结论对支持国家经济数字化转型、提升居民数字生活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政策含义在于通过推进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为缓解我国经济常态下的就业压力提供新视角.     

中国零工经济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研究

零工经济是数字经济与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本文测度中国零工经济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零工经济水平逐年上升,分区域的区域内差异减小;绝大部分地区在研究期间都呈现出水平由低向高跃迁的趋势,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本文从基础建设、制度保障等方面,针对不同类型城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零工经济健康发展、进而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探析

作为信息时代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现实发展状况而言,两者是协调统一的,数字经济为共同富裕筑牢物质基础,共同富裕为数字经济指引目标和方向,但目前存在着总体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平台垄断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拉大收入差距的问题。本文在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从完善法律规章制度,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弥合数字鸿沟缩小地区差异;发展高水平数字经济,建设现代化数字中国等方面来解决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数字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探析

为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发展效应,研究选取2000年—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依据熵权法测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及共同富裕空间分布格局,再选用计量经济学中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及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直接、中介及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产业集聚对共同富裕发展表现正向中介效应且呈现显著的门限效应;财政支出在上述两种路径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建议大力发展互联网普及率、区块链、5G通信等新兴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提高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为代表的共同富裕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链韧性提升

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是国民经济稳健循环的基础,亦是保障经济社会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省份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链韧性水平的效果、作用机制、异质性表现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链韧性水平,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弱地区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效应两条路径间接影响产业链韧性水平。     

数字经济是助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正>共同富裕的基本要义有二,一曰“富裕”（“把蛋糕做得更大”）,一曰“共同”（“把蛋糕分得更公平”）,理应追求效率与公平更加统一。数字经济就是一种推动效率与公平更加统一从而助推共同富裕的新经济形态,有利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数字经济被界定为“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城市经济韧性——来自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异质性结果表明,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城市和“宽带中国”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强。     

高质量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从经济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两方面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所蕴含的信息技术属性和金融普惠属性对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理论逻辑,进而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其中,金融普惠属性相较于信息技术属性对推进共同富裕的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技术在资本整合类金融业务上的效果优于资本配置类,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资本配置将成为未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地理区位、经济发展、资本配置、金融机构分布和城市双创能力存在优势的城市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红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打破数字鸿沟、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的自我发展和良性融合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流动范围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特征差异——基于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考察

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了东北地区不同流动范围流出人口就业身份选择的特征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省内跨市、市内跨县流动人口选择自营劳动者的可能性大于跨省流动人口,省内流动人口选择自营劳动者的可能性大于跨省流动人口,市内流动人口选择自营劳动者的可能性大于市外流动人口;市内跨县流动人口选择雇主的可能性大于跨省流动人口。说明总体上本地流动人口更倾向于自雇就业。因此,各地政府在加强流动人口就业促进工作的同时,流出地省、市政府更要结合本地流动人口就业身份选择的特点,为流动人口自雇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