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从开展跨境数字贸易、本土数字平台企业海外扩张、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相对接、参与构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厘清了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内涵与外延。针对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发展潜力与面临的困境，明晰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战略定位，从加快数字贸易布局与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三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路径，从而在全球数字经济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影响解构、特征刻画与取向选择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经济时代的重要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须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数字金融、数字政务和数字安全在丰富经济业态、提升贸易福利、优化资本配置、促进跨国协作、增强信息防护等方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会带来有利影响,但在拉大数字鸿沟、形成市场垄断、加重金融排斥、威胁政务安全、造成理念分歧等方面也会造成不利影响。与传统经济时代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在治理议题、治理主体、治理目的和治理逻辑等方面并无本质改变,但在影响因素、国际格局、侧重领域和治理路径等方面与传统经济时代有所不同。各国应积极转变治理方法、扩大治理范围,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完善规则标准,倡导多方共建,以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断完善。     

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的现实困境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经济贸易的繁荣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数字风险也急剧增加。由于各国数字治理模式差异显著,难以有效化解全球数字风险,因而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着多边机制失灵与规则供给不足的治理赤字、南北国家数字鸿沟扩大的治理失衡、数字霸权与数字保护主义抬头的治理乏力三重困境。为应对全球数字治理困境,中国需从顶层设计、规范再造、基础建设与理念更新等方面着手,为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对ICT产品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

作为数字经济的依托,信息通信技术(ICT)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鉴于ICT产品生产全球化的特征,其贸易规模和种类决定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在数字经济时代,ICT产品贸易除了受到关税措施的影响外,新兴的数字贸易规则对其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目前,WTO建立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遭遇困境,而区域贸易协定(RTA...     

区域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变化、成因及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北大核心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原则,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被认可。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投资大国,具备了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实践基础,而全球投资治理的碎片化状态则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空间。《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的通过为全球投资治理建立了指引框架,RCEP、CAI和CPTPP三个大型区域IIAs体现了未来国际投资规则趋势。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即为:一方面,对接RCEP、CAI和CPTPP等投资协定,持续推动投资自由化,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国内投资治理;另一方面,将国内投资治理形成的经验转化为符合全球规则的投资争端解决预防、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机制,通过区域合作平台形成共享经验,推动全球投资治理逐步完善。     

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角色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源于全球经济治理又超越全球经济治理,从经济治理向政治、外交延伸,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由量增向质变转换,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积极作用是国际社会基于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传递的群体性呼声。新中国成立70年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直秉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参与全球治理也有利于形成促进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制度和国际规则体系。     

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治理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在全球治理领域,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表现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基于综合实力的不同,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也制约了实力变动后国家的全球治理政策的调整空间。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的难度日益加大。新的形势下,美国需要调整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内顾倾向,回归平等协作的全球治理的基本要求。但由于美国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并未改变规则外溢型参与的路径,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将延续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逆势行动。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单纯通过规则内化参与全球治理的约束作用日益凸显,推动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改革和引领新规则建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追求。这一过程也将十分漫长,它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的持续提升,还要受到既有规则巨大惯性的阻碍。这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上的"制定—接受"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全球治理将由此进入新一轮的激烈竞争与博弈。     

DEPA与国际经贸规则的比较与启示

当前,数字贸易日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尚未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方面达成一致.《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DEPA")作为全球首个数字经济领域专项协议,采用灵活、可扩展的"模块化"议题组合安排,为各国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包容性的制度框架,成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新生力量,对浙江发展数字贸易...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对金融供给下沉、小微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治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加速到来,数字普惠金融将深度影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良性格局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新加坡数字经济竞争力与全球治理贡献

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变革拉动了新制度需求。数字经济遵循“技术创新-国内协同-全球治理”的路径展开国际竞争。全球三大数字经济主体提出数字经济治理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中式模板”,但却难以达成融合性合作方案。“小而精”的新加坡联合智利、新西兰发起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第四路线”,有望打破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多极僵局。新加坡在数字经济监管领域全球竞争力排名第1,基础设施、技术架构和人才实力等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新加坡数字经济竞争力与全球治理贡献北大核心

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变革拉动了新制度需求。数字经济遵循“技术创新-国内协同-全球治理”的路径展开国际竞争。全球三大数字经济主体提出数字经济治理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中式模板”，但却难以达成融合性合作方案。“小而精”的新加坡联合智利、新西兰发起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第四路线”，有望打破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多极僵局。新加坡在数字经济监管领域全球竞争力排名第1，基础设施、技术架构和人才实力等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全球数字贸易规制体系构建的中美博弈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美两国是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最大利益攸关者。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中美两国由于在数字贸易相关产业上的比较优势迥异,因此提出了不同的规则诉求,并基于不同的路径来推出与践行体现其意志的数字贸易规则。中美两国在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制体系中可谓亦敌亦友。文章对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典型特征进行了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的框架和重要关切进行研判。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博弈与中国因应——基于制度型开放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制度规则因素则成为影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美西方国家凭借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领先优势,推行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制度规则博弈加剧,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因数字贸易水平差异形成的制度规则障碍,我国数字企业数据合规与跨境治理能力弱,“南方国家”规则自主性不高的反作用,以及数字贸易壁垒抑制效应凸显等。要在制度型开放引领下,增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融合与引领能力,提升数字贸易企业数据合规与治理能力,推进国内数字贸易规则完善升级,推动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构建中国数字贸易的新质技术,加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平台经济全球监管动向与市场竞争取向

近年来,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信息技术革命深化,全球数字经济监管日趋平稳,从高强度反垄断逐渐转向制定基础规则,以推动平台间的市场化竞争。各国和各地区相关政策动向主要包括定向规范大型平台监管、完善数据治理与加强数据监管机构改革、借助社会自发力量减少重要关切问题分歧、采取保护主义举措与加强产业链区域协同、完善科技伦理制度。全球还涌现出了对数字产品和服务做出监管认证标识、数据信托和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等新的监管做法。研究全球平台经济监管趋势和国际动向,对中国规范新业态新模式监管、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以市场化方式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动力、对平台进行分类和专业化监管、将反垄断与行业规制有效结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数字经济监管体系等。     

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

数字贸易依托互联网技术,贸易对象多为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其形式不断增加。数字贸易的发展,源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技术、新需求,以及全球贸易治理新规则的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给基于传统贸易构建的国际贸易体制机制、规则制度、监管执法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应加强统筹规划,积极鼓励支持数字贸易科学发展;加快推进规制体系建设,提升数字贸易科学发展水平和能力;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谈判,构建包容普惠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中国的提升策略

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创新环境、数字化应用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2010—2020年G20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010—2020年，G20国家数字经济水平不断提升，19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中发达国家总体占优，发展中国家较为滞后；在具体维度上，G20国家在数字化应用上年均发展速度最快，整体水平差异较小；中、美两国分别在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创新环境方面有较大优势，欧洲发达国家则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先发优势。中国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应完善自身政策和制度，激励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应用，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强与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合作，推动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脱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体系,现在面临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新的全球性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未来五到十年,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改革的需求将前所未有地强烈。尽管可能遭遇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的"二把手困境",但中国仍然面临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为了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层面的全球治理,本文将与全球治理有关的国际规则分为三类:一是现行主要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主要是指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内的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二是正在演进中或可能发生重大变革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是指一些发达国家主导或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的,新兴以及通过变革将具备潜在的世界性影响的国际治理机制;三是未来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体制与规则,指目前影响力有限,主要由新兴国家倡建和参与,未来发展前景向好的新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作者提出了中国参与应遵循的原则,分别是权责相适原则、利益包容原则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     

我国政府数字经济治理问题研究

数字技术在对传统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治理体系,引导数字经济规范化发展。经济的数字化为政府治理经济的理念、规则、秩序提出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政府要重新思考自己作为管理者的定位,在治理目标、治理原则、治理内容、治理方式上做出深刻的变革,必须建立一种基于制度、规则对数字经济领域内共性问题进行治理的全新秩序,这种治理秩序的内容既要包涵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带来的新问题,也要包括对数字平台、数据安全、数字人权等新问题进行治理,这样才能构建出统一、包容、共享、互惠的数字经济治理秩序,以准确适应在数字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数字贸易规则是否促进了环境服务贸易？

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框架体系，环境服务贸易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动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环境服务贸易中集聚越来越多的数字要素，数字贸易规则势必会带动其转型变革。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计量分析了数字贸易规则对环境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规则会显著促进环境服务贸易增长，主要通过削减环境服务贸易壁垒、推动环境服务贸易数字化、环境产品贸易协同效应三条路径来实现。分行业来看，数字贸易规则对咨询分析类环境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最大；分条款来看，数据相关条款、贸易促进条款、消费者保护条款的环境服务贸易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国家层面看，数字贸易规则对同类型国家间的环境服务贸易影响更为显著。边境后监管政策的差异不利于数字贸易规则发挥环境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而环境条款的签订将强化该效应的影响。本文拓展了数字贸易规则量化分析的研究视角，并为我国引领环境服务贸易谈判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