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费的规制困境:买方势力抑或市场规则

近年来,通道费是零售商与供应商矛盾冲突的焦点。2006年实施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并没能够达到规范和降低通道费的预期效果,通道费的"双边市场特性"对传统的规制政策提出了一些挑战。通过分析通道费规制的"水床效应",以解释政府的规制困境;基于双边市场理论,构建通道费问题的双边市场框架,得出通道费是零售商平衡双边用户需求、内部化网络外部性的一种市场规则的结论,并以此进一步探讨通道费的规制原则。     

基于双边市场视角的通道费问题及其规制研究

本文认为,随着大型零售商在信息技术与组织创新的作用下,零售市场从原来的单边市场转变为双边市场,作为平台企业,大型零售商采取非对称定价策略,一方面,向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及各种促销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则向供应商收取通道费以弥补运营成本,但这一行为并不违反公平的原则,依据双边市场理论,大型零售商的非对称定价策略是把供应商及稀缺的消费者吸引到交易平台的重要制度安排,其价格策略源自于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垄断,不能按照常规的规制政策去管制.最后,本文对现有文献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对大型零售商的行为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通道费”与零售商市场力量

本文依据我国零售业的实际情况，研究“通道费”对市场各方利益的影响。文中将我国零售商市场简化为外国大型零售商和国内大型零售商之间的竞争。两者依据自身的市场力量对生产商收取不同的通道费。这种策略加强了市场力量较大的零售商的价格优势，使其获得了更高的市场利润和较高的市场份额。同时挤压了市场力量较弱的零售商的利润和市场份额。上游制造商也因为通道费的收取而使自身的利润下降。     

通道费与零售商市场力量

通道费加强了大型零售商的价格优势,使其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大的市场份额。大型零售商要求的一次性通道费全部由制造商承担,而线性通道费的负担可以转嫁出去,转嫁的对象是其他市场份额较小的超市以及在那些超市购物的消费者。通道费抬高了其他市场力量较弱的零售商的进货价格,使其利润和市场份额降低。     

供应商规模、产品差异与通道费定价策略

传统理论对通道费的解释是大型零售商相对于供应商所具有的市场势力,本文借助双边市场的分析框架,将大型零售商视为一个为供应商和消费者提供交易服务的平台厂商,通过向双方分别收取通道费和零售加价来获得利润。用户数量和交叉网络外部性是影响大型零售商利润和通道费定价策略的重要因素,产品差异对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强弱有重要影响,通道费的高低则与供应商的规模与市场份额密切关系。     

零售商买方势力一定会导致通道费吗？--基于纵向市场结构的合作博弈分析

关于通道费的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买方势力的体现。但是现实经济中有些具有买方势力的零售商收取通道费,而另一些却不收取通道费,买方势力的观点不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针对此,构建双边双寡头的纵向市场结构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零售商的价格竞争和服务竞争,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下分析研究了零售商买方势力与通道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买方势力并不是出现通道费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通道费的出现与否除了与零售商买方势力有关外,还与其他的市场环境因素有关。最后,通过线性需求函数的特例对这一结论进行了验证,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相应的规制政策建议。     

零售商垄断势力及通道费的福利分析

拥有买方垄断势力的零售商对生产商存在纵向约束,近年来零售商在产业链中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向生产商收取高额的通道费。本文在一种的市场结构下,分析通道费的存在对生产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得出通道费会使得产品价格上升,社会福利受到影响,影响程度与需求曲线的形状有关。     

买方势力下通道费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通道费现象随着中国零售业的快速发展逐渐成为行业内部的潜在规则,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商与零售商因此引发的大量争论甚至冲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对通道费产生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又讨论通道费导致的零供冲突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些缓和零供冲突的对策建议。     

国外通道费研究的理论综述

通道费问题目前在国外都受到高度重视,自国内消费品转变为买方市场后,通道费问题也日益受各方关注。但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市场力量研究,而国外的文献则从不同的角度对通道费做出解释。文章对国外研究通道费作一个理论综述,并提出对国内未来研究的启示。     

基于返点机制的大型零售商通道费作用机制研究

在零售商的通道费收费中,返点机制应用非常广泛.笔者在零售商销售努力的基础上,结合考虑其销售效率,研究了返点机制的应用对销售努力、市场价格、市场销量以及各个市场主体利益的影响.笔者分析了返点机制下通道费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讨论了在制造商主导定价条件下的最优返点比例的制定,结果表明:返点机制下,通道费不是零售商和制造商之间的一种“零和博弈”,而是对大型零售商的销售激励与回报,同时并不会降低消费者福利.     

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

电信企业能否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与实施市场圈定的企业和被圈定企业在下游市场的成本差异有关。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问题。研究发现,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具有成本优势时,则其通过实施价格策略性行为能够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当其处于成本劣势时,则不能通过价格行为实现纵向市场圈定。因此,规制机构在制定接入规制政策时,应根据下游市场两个企业的成本差异选择合理的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低时,可采取有效成分接入定价法和由市场决定接入价格的两种接入规制方法;当两者成本相同时,可采取激励性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高时,可对两者实行不对称接入规制。     

双边网络型市场结构下政府传媒规制及其优化

我国传媒产业一直在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的双轨制下运行,政府监管的越位和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造成我国传媒产业集中度差、媒介整合能力低、区域分割以及市场竞争力不强的格局.传媒产业的社会媒介特征决定了其发展路径必定是在政府高效监管和有效市场竞争下逐步发展完善,双边网络型市场结构是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市场结构下,政府应加强对传媒产业的有效监管和合理引导,通过制度创新提供促进传媒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产业内部应形成有效竞争从而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基于制造商投资和讨价还价模型的零售通道费形成机理研究*

通道费的形成机理以及对其的规制政策一直是个未解的难题。本文在上游制造商之间的努力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考虑上游的投资决策,基于纳什不对称讨价还价模型考察了努力外部性、努力成本、相对谈判势力等因素对通道费的影响,以及通道费收取对生产投资的影响和福利效应。研究表明,通道费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制造商的相对谈判势力,而且取决于制造商投资努力的成本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即便制造商完全没有谈判势力,零售商也会选择向制造商支付特许经营费的方式激励制造商提供努力。此外,通道费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福利,因而把通道费纳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范围,对其根据合理推断原则进行判别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政府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市场规制视角的考察

政府行为作为现代经济过程变迁的内生要素,影响经济运行绩效,对强政府色彩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本文结合政治学与经济学原理,对政府行为展开成本-收益分析,并基于市场规制视角考察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规范进行匡定,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     

新型城镇化目标下农村住房隐形市场规制:堵抑或疏

农村住房自发交易长期处于失范状态,而当前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却未能探索农房隐形市场的规制问题。对农房市场发展是堵还是疏,关系到未来我国住房制度是否由二元结构走向城乡统一,是无法回避的命题。二元住房制度导致城乡住房功能发挥出现差异,历史考察表明,其曾助力城镇化,而当前却产生阻力。案例调查发现,农村住房隐形市场的产生具有明显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征,变迁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强制力量。处于无序状态的农村住房自发交易,急需市场规制。因势利导发展农村住房市场有利于激活农村住房资产功能,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契合了新型城镇化目标。     

烟草产业规制——基于需求面的分析框架

烟草是对健康有害的嗜好品,它有特殊的市场形态,其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不同于普通产品.对这类产业的规制也不同于普通产业,其规制目标是产业促退而不是产业促进.中国的烟草产品又有区别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市场形态,规制政策选择既要考虑国际通例,也要结合中国的市场特性.烟草产业规制要在规制效率、规制成本和社会公正之间寻求平衡.     

基于网络外部性的上架费博弈分析

上架费作为制造商和零售商博弈的重要工具,在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网络零售市场上其决定机制更加复杂。从网络销售市场的网络外部性出发,构建模型分析三种市场结构下上架费的由来及均衡确定。发现,网络外部性与上架费和产品价格都成反比;网络零售商的市场势力并不通过上架费的变化直接体现,而是通过产品价格的变化间接体现;网络外部性作为网络零售商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网络零售商的上架费收入成反比。     

略论政府规制与外资并购——基于技术转移和市场结构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政府参与外资并购的古诺模型,论证了政府规制外资并购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负效应和东道国市场结构调节的正效应.指出我国政府在制定外资并购的规制政策时,需要综合权衡规制对技术转移和市场结构两方面的影响,并着眼本国具体行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规制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并购,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深化我国市场规制改革的任务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需要继续深化对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当前突出的任务就是要对市场规制政策进行深入改革。具体任务包括:放松经济性规制,强化间接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加强对规制主体的规制。     

关于权利市场规制的法经济学思考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著作《平等与效率》中,以是否可以交易转让为标准,明确了"不能买卖的权利"和市场上存在的"广泛而平等的权利"之间的差别,并划定了二者的边界,为规范经济领域客观存在的权利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提高权利市场的运行效率,培育和完善健全的权利市场规制机制,应当成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