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环境规制中利益主体的互动及其代际影响

地方政府及其辖区内的利益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地方环境规制的实际效果,关注地方环境规制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选择与互动,探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对策,有利于防止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的扭曲和失灵,是实现环境资源配置的代际公平的现实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

基于政府规制利益集团理论的Stigler-Peltzman模型,结合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建立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以环境规制的制定均衡为基准着重考察了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分析了环境规制执行均衡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可以作为一类环境规制失灵问题的理论依据,偏离程度代表了规制失灵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经济增长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企业利润对地方政府经济收益的影响系数以及污染削减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对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产生影响.缩小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是促使地方政府高效执行环境规制的可能途径.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就业效应——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利用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负向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区域间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雾霾污染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策略

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竞争视角,结合我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考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策略选择行为及对雾霾污染的作用.静态博弈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通过权衡自身的环境规制收益与成本进行策略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中央政绩考核体系的不断调整,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竞争中采取"差异化"的策略选择,对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肯定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对治理雾霾污染的积极效果.为此,应继续完善并加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厘清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的划分,明确清晰的责权关系,因地制宜制定治污减排目标和监管考核办法.     

引资竞争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

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入手,结合"污染避难所"有关假说,在FDI区位选择理论中加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因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地方政府以降低环境规制为手段策略性争夺FDI以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到底"(race-to-bottom)的事实。基于2005年至2013年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本文对以上两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地方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水平的确能够吸引更多的FDI,出于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有动机降低环境规制水平;考察环境规制策略性的空间计量模型显示,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政策博弈的确存在着"竞争到底"的特征。     

食品安全规制主体行为博弈：基于政府网络的考量

文章针对食品安全规制中最重要的主体——政府,研究了在不同的激励约束条件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食品安全规制部门间的行为博弈。文章试图针对网络经济的整体趋势,将政府规制在政府网络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在确定政府规制网络架构的前提下,明确政府在食品安全规制方面的责任,分析政府的规制行为。结果表明：中央政府观测到地方政府进行食品安全规制行为的概率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及其规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观测到地方规制部门进行食品安全规制行为的概率;以及地方规制部门加强食品安全规制的概率,这些是影响地方规制部门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所得研究结论,文章针对政府规制部门提出了确保食品安全并提高规制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目标、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产能利用率

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同时扮演着环境规制实际执行者以及工业产能过剩治理实际落实者的角色。在央地政府之间信息非对称且目标非一致性情形下,地方政府行为、动机与激励不但受到官员行政绩效考核制度与官员特征的影响,而且受到地方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财政收支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5年全国30省数据构建静态面板模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目标、环境规制及二者交互项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明显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工业产能利用率影响随规制工具类型与地区而不同;全国与东部地区费用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工业产能利用率;西部地区仅有环境处罚有助于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经济增长目标与费用型环境规制交互项抑制了工业产能利用率,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处罚交互项降低了工业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规制相互作用不显著。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地区增长效应——来自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的经验数据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的经验数据,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试图识别出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自2003年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不再是全局性问题,而是局部性问题。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相邻性地区,还是经济意义上的相邻性地区,唯有中部地区城际政府间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证据显著,其他地区则表现出不同的竞争类型。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际政府环境规制为"差异化竞争";西部地区则没有明显的环境规制竞争策略。与此同时,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方向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正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为负增长效应;西部地区表现为不显著的增长效应。这些研究既为创新各级政府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提供改进空间,又为推进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省区环境规制效率研究:基于制度约束的视角

本文构建异质性随机边界环境规制模型,基于制度约束视角定量估算中国省区环境规制效率,分析财政分权、产权性质及外资水平对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的目标机制下,地方政府具有降低环境规制的动机,导致中国省区环境规制效率普遍较低,完善的财政分权体制、较高的私营经济比例及外资水平有助于提高省区环境规制效率.根据绘制的时序图,我们进一步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水平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最低,中国省区环境规制效率在样本期间内呈稳步上升趋势,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国环境规制效率有明显提升.     

政治缓冲与环境规制效应

在环境控制技术与环境政策既定的情况下,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决定了环境监管的效果。本文使用弹簧模型研究并证实了政治关联缓冲的存在,研究结论认为政治关联缓冲导致中央政府环境政策具体执行效果不佳。为了阻断地方政府与部分被规制企业之间的政治缓冲作用,本文采用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业绩评价机制从长远的角度解决环境规制的软约束问题。     

环境规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政府行为的非线性门槛模型分析

取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并将政府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框架提供合乎现实的经济解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较低和较高强度环境规制均无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适宜强度的环境规制则能够形成"清洗效应",从而驱动产业升级;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压力并不必然削弱环境规制的效力,适度的考核压力和合理的环境决策有助于形成最优环境规制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宜的财政分权有助于政府将有限精力从"如何创收"中解脱出来,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此外,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对"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具有正向传导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投资需求则具有逆向效力。     

论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根本途径

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加强政府规制改革,当前已不仅仅是学者们的学理构想,而更是基于我国社会信用重建和履行WTO协议承诺的现实经济环境的理性的公共需要,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寻找其根本的解决途径.政府履行经济管理职能,即规制经济活动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一国经济实施公权力影响的过程.在经济管理职能成为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主要职能的时代背景下,防止政府公权力的滥用,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行为,改革我国现行规制制度,建立"经济公法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它是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根本途径.     

国内地方政府合作的几个问题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行政权力的调整,政府合作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流和趋势,也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战略选择.但是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却阻碍其有效运行,如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缺乏合作的利益共享制度;缺乏相关法律与制度对政府行为的规制等.所以,需要加深对地方政府合作的理解,分析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地方政府合作机制进行完善,从而打破地方割据状态,促进国内地方政府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成为国际经济学和环境管理与能源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建立各种数学模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对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研究.为政府的环境规制提供借鉴和建议,以求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既能解决环境问题,又能最小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本文在参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了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主要观点以及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希望能够推动国内的相关研究,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外部性分析——基于公共选择视角

经济学者们通常识别环境外部性并要求政府规制纠正这种外部性，但他们很少认识到规制本身带来的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治过程的一种结果，即指一部分人通过集体行动对另一部分人施加的外部成本（或收益）。在地方层次上，环境规制的外部性既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还体现在成本或收益的区间和代际溢出上。本文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对这种外部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企业纳税贡献与环境治理投资

纳税贡献是影响企业享受地方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6～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企业纳税贡献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实证发现,企业纳税贡献越大,环境治理投资越少.这种效应主要存在于放松环境规制利益空间较大的重污染行业,以及无政治关联、非国有背景等其他类型政府关系较弱的企业.政府可以通过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增强公众环境保护观念、改善地方法治环境等方式进行抑制.本文的启示是,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需要塑造健康的政府与企业关系.     

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减缓地方财政压力，加强环境规制与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保障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高质量的重要环节。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财政压力通过削弱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间接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大于东部地区。据此建议：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增强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动力，合理引导及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协调区域发展。     

政府规制行为异化的理论分析--以中国零售业为例

在开放条件下,为提高本土零售业对外资的抗衡能力,政府本应采取一定的产业保护政策,并对外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但事实上,部分地方政府却对外资进入给予“超国民待遇”。本文对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异化的根源进行的理论分析认为: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异化与政府规制机构的产生、人员的任命与构成、政绩的评价体系以及本土零售业的多数劣势有关。文章最后分析了WTO架构下政府对零售业的规制选择。     

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微观经济政策范式探究

基于中央政府劳动力流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与地方政府"微观经济政策"的划分,校正了长期以来学界对二者混淆的误区,并侧重以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考察对象,探讨1949—2013年间其对劳动力流动微观规制的内在范式及其演化脉络。研究结论表明:近65年来劳动力流动既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演进,也与地方政府的微观规制密不可分,而且这一系列的宏观政策与微观规制是外流劳动力、城市居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多重主体动态博弈的最终结果。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外来劳动力的微观经济政策先后经历了"规制失语"(1984年前)、"规制效果初见端倪但控制模式占主导"(1984—1992年)、"差别化待遇显著"(1993—2001年)、"身份认同与同城待遇逐步改善"(2002年至今)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由最初对劳动力流动的直接效应逐步转为间接影响,并呈现由强变弱的趋势,而地方政府作为中间枢纽对劳动力流动的直接作用则越发显性化,进而实现了劳动力流动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微观规制角色定位的理性回归。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