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风险、自然资源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2005—2015年"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与万德金融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东道国风险水平、东道国自然资源水平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特征;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偏好"特征;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与自然资源禀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风险和自然资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当国有企业同时面对这两个因素时,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国有企业在自然资源与风险之间进行了权衡取舍。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如何解决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竞争力,是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为民营企业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效的建议。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然后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类型、东道国与我国的贸易量大小以及两国间文化的相似性等因素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性;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负的相关性;东道国市场规模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及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将民营企业确了其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入手,分析和总结了我国的民营企业在现在海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我国民营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优化投资结构,注重技术战略,完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体制环境,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促进对策。     

东道国贸易保护会提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吗——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投资理论中,跨越贸易壁垒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东道国贸易保护被认为推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国际经济逆全球化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崛起的现实背景,从微观上研究东道国贸易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影响.本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微观样本数据库,采用企业成立年份和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年份之间的时间跨度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由于企业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总体上东道国贸易保护提升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但这种提升效应仅发生在有出口贸易的企业以及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中.进一步地,对于出口份额较高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东道国贸易保护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速度提升效应更大.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风险、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度量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维持快速增长又要保障利益安全,这需要在理论上探明东道国风险和投资速度之间的关系。为规避风险,对于风险较大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倾向于以集群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在宏观上体现为我国对该国具有较快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基于此,本文在宏观上度量了我国对各东道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出于集群规避风险的目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倾向于以更快的速度进入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而在建有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东道国,风险则不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速度,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规避功能。进一步地,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本身也能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支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体系研究

正在"走出去"战略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推动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成果显著。比较而言,尽管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仍处于显著的主导地位,但其投资存量的年增长率已明显低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存量的增速在不断提高,而且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者数量已远远超过国有企业。近年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存在着显著差异,民营企业的绩效显     

民营企业因何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温州微观企业数据的二值选择模型实证研究

在当前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探讨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利用温州民营企业微观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构建二值选择模型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因市场开拓与生产转移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更为细致地,民营企业针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具有市场开拓动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具有市场开拓与生产转移动机;制造业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兼具市场开拓和生产转移动机,而销售服务业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仅具备市场开拓动机。此外,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资源获取动机。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中国为投资国的视角

文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利用2007～2011年中国在6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     

跨国并购、新建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

通过模型分析，本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会对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东道国R＆D投入的存量水平，有利于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另外。即使存在高昂的投资成本，跨国公司仍然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方式。跨国并购的损益与新建投资的沉没成本是决定跨国公司在这两种直接投资方式之间选择的主要因素。     

文化距离、经济自由度差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及范围都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鉴于此,本文采用2015年至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对文化距离和经济自由度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定量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越有利于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因此,中国必须增加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交流,缩小文化鸿沟,扩大经济影响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群的升级,从而优化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点分布,提高投资效率。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假说

在简要评述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基础上,重点解析了基于东道国和投资主体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论的基本内涵。即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引资目标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     

基于投资要素理论的民营企业FDI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基于投资要素组合理论来分析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文中首先介绍了投资要素组合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依据投资要素组合理论来介绍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通过现象分析现有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和发展中存在的瓶颈,最后根据其优势和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