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5省1000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2013年辽宁、宁夏、江苏、江西和贵州五省(区)农户调查数据,全面分析了农村居民住房条件、住房满意度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明显受到住房质量的影响,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周边环境因素以及区域特征之后,住房质量仍然对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说明不同背景的农村居民对住房满意度具有相似的理解,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具有可比性。同时,改善农村整体生活环境是提高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推进农村社区环境改善时,政府部门需要特别关注落后地区和经济困难群众的住房及其周围环境状况。     

农村基层治理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微观视角

本文运用1509户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本村组织治理的满意程度主要受到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导致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经济开发区的农户对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较低;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和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启示是,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优先供给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公共物品,实施因地制宜的公共物品供给策略,保证专项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     

居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雅安市465位农村社区居民的调查

［目的］探讨影响农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主动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提高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水平,提高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法制作用,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避免村规民约成为一种形式化的规定。［方法］基于强互惠理论将社区居民分为强互惠者、合作和以及自私者,并通过Fogg行为模型理论构建了雅安市农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主动性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分别列出社区内强互惠者、合作者以及自私者的影响因素方程。［结果］（1）居民的行为动机、行为能力以及行为触发与其强互惠者、合作和以及自私者主动参与行为亦有显著的正相关。（2）居民作为强互惠者或者合作者,都主要受到行为动机因素影响。（3）居民作为合作者,行为触发影响程度和行为动机一样,外界的刺激、辅助以及信号是其发生主动性行为的关键因素。（4）居民作为自私者,行为能力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因素,自私者的主动性行为着重于自身是否有能力去参与。［结论］构建强互惠者认可机制、增强合作者责任感、构建与合作者良好互动关系、多方位引导自私者参与社区治理。     

马铃薯病虫害发生规律认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甘肃省362位马铃薯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目的]种植户作为病虫害防治的主体,对病虫害发生规律的认知程度关系病虫害是否能得到有效防控。在大力推进农村教育和适度规模经营的背景下,研究我国马铃薯种植户的受教育程度与种植规模对病虫害发生规律认知的影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甘肃省马铃薯之乡——定西市3县24村的362位马铃薯种植户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户都不了解病害和虫害发生规律、仅了解病害或虫害发生规律、都了解病害和虫害发生规律等3种认知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和种植规模均对种植户的病虫害发生规律认知产生正向显著的影响,与种植规模相比,受教育程度更明显地促进种植户对病虫害发生规律的认知。[结论]提高种植户的教育文化水平以及推动马铃薯适度规模化种植可能是提高对病虫害发生规律认知的有效途径。     

农民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0县农户调查资料

本文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农民总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其中,农民对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满意度最低,对婚姻、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从分省的情况来看,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呈现东、中、西部递减的趋势,但同省内部各县农民的满意度之间差异较小。进一步建立农民主观福祉模型,结果表明: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人均纯收入、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成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采用定点堆放垃圾与管道排放污水的生活方式、在村里建立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均有助于改善农民的主观福祉状况。此外,与年纪较轻者、已婚或离异者相比,年龄较长或未婚的农民生活满意度更高。而遭遇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抑郁等因素对提高农民主观福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征地补偿政策效应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镇江市40个村1703户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镇江市7个区(市)40个村共1703户被征地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以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户的受偿满意程度间接衡量中央政府征地补偿政策效应,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被征地农户受偿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颁布的征地补偿政策,在时间和内容上均出现滞后或偏离,地方政府征地补偿政策执行滞后偏离程度越大,被征地农户受偿满意程度越低,中央政府征地补偿政策效应就越低。②被征地农户家庭特征、被征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被征地块的特征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征地农户的受偿满意程度。对此,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执行征地补偿政策的监督,构建包括征地补偿方案编制、实施、监管全过程的被征地农户补偿的长效机制。     

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8省1047个农户样本调查

文章利用8省1047个农户样本调研数据,构建Logit模型就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相对较弱,价格预测与实际吻合度在70%以上的农户仅占样本总量的18.53%,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农户市场预判能力高于西部地区;第二,养殖经历、养殖年限、多样化的信息渠道、政府培训、金融借贷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影响为正;第三,养殖合同、同行竞争关系、鸡蛋销售难易程度、培训次数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影响为负。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政府应及时发布农产品市场监测信息、加强农户培训、调动农户主观能动性等措施。     

农户土地权益维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2省(市)1030份土地转出农户的实证数据

本文利用全国12省区1030份土地转出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究农户土地权益维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有70%的土地转出农户愿意主动维护其土地权益;农户不愿维权的原因主要包括多个方面,即认为没有资源、土地权益价值不高、搭便车行为、耗时等;农民期望的维权方式主要是双方协商和通过政府协商,司法途径维权占比不到10%;在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并不会降低土地转出农户维护土地权益的意愿;农户土地权益维护意愿也受到其法律法规认知水平、受访者年龄和政治面貌等显著影响,但乡村精英的作用影响并不显著。由此,笔者提出应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多渠道提高农民法律认知水平、积极培育和壮大乡村精英队伍,以不断增强农户土地权益保护意愿。     

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的福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江苏省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来自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扬州市邗江区和宿迁市泗洪县的46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比较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的福利水平在集中居住前后的变化,并实证检验了引起农户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福利水平在集中居住后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农户的福利水平高于集中居住前,且前者福利水平的提高幅度大于后者,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农户的福利水平在集中居住后稍有下降。最高受教育年限、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集中居住时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福利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抚养人口比重、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农户福利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养猪场(户)健康养殖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等9省(区、市)的调查

养猪场(户)实施健康养殖是提高猪肉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首要前提和基本保障。本文利用山东省等9省(区、市)653家养猪场(户)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养猪场(户)健康养殖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决策者的文化程度、养猪场(户)的养殖规模、专业化程度、是否加入优质猪肉供应链和对健康养殖的认知以及政府是否宣传并提供支持6个因素对养猪场(户)健康养殖实施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决策者的年龄和养猪场(户)是否符合标准化养猪场的要求对其健康养殖实施意愿有负向影响;养猪专业户比规模化养猪场更愿意实施健康养殖。这一研究结论为促进中国实施生猪健康养殖、提高猪肉产品质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和现实指导。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测评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素养测评框架(PISA)的基础上,结合金融素养测评的三大经典维度、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村居民的实际特点,从基本金融知识认知、金融知识理解和应用、风险和回报、金融规划等6个方面,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测评框架,并利用湖北和河南两省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际测评,分析了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较低,这一结论与国际主流观点相符,且在上述6个方面的得分差异较大;受教育程度、非农程度和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男性、参加过学校金融教育或社会金融培训和50~59岁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高;父母是文盲的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对个人金融素养没有显著影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效果分析——来自中国5省101个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抽样调查数据，从农民的需求情况、农民的参与情况、农民的认知情况和农民的获益情况四个方面，具体考察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状况。研究表明，目前，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具有强烈的需求，在提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社区，农民参与程度很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有助于农民就医。但是，研究也发现，参与各方包括农民、基层领导和村医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具体内涵并不十分清楚。另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身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影响了一部分农民（例如外出打工者）的参与，相对较低的报销比例可能会影响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养殖户参与标准化养殖场建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四省(市)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基于解构计划行为理论,分析养殖户参与标准化养殖场建设的意愿,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影响养殖户参与标准化养殖场建设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检验养殖户禀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养殖户对标准化养殖场的了解程度较低,经信息强化后,养殖户参与标准化养殖场建设的意愿较高;养殖户的参与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能显著提升他们参与标准化养殖场建设的意愿,参与态度对养殖户参与意愿影响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均最大;感知有用性、相容性、社会群体支持、自我效能和资源便利条件间接影响养殖户的参与意愿,相容性发挥的间接效应最大;养殖户的决策人年龄和学历、养殖规模在部分路径中存在调节效应。     

小麦收获损失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基于1135户小麦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是节约资源、增加粮食供给的重要手段,但是,已有研究对粮食田间收获环节的损失问题关注不足。对此,本文基于全国16个省份1135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不同地区小麦收获损失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第一,全国小麦平均收获损失率为4.715%,但不同省份之间损失率差异较大。其中,陕西、青海和新疆等西部省份的损失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中国小麦收获损失较高。50.57%的农户小麦收获损失率低于3%,20.79%的农户损失率在3%～5%之间,28.64%的农户损失率大于5%。第三,异常天气、虫害、赶种下茬作物以及过晚收获对小麦收获损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小麦种植面积、品种和机械收获对小麦收获损失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农户更精细的收获作业和较高的粮食损失认知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小麦收获损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司法认定——基于372份裁判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农民享有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的基点。集体成员资格案件中法院是否认定成员资格的司法态度呈现明显冲突,法院拒绝认定的理由包括:资格认定不是平等民事主体间的纠纷,资格认定属于村民自治范畴,资格争议应由行政机关处理,资格认定缺乏实体法依据等。拒绝司法认定反映法院误解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属性、固化理解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割裂司法认定和成员集体自治的关系、误解司法认定的法律效力的问题。法院主要通过综合因素考量或要件模式认定集体成员资格,存在要素组合方式不一致和要素地位不确定的问题。明确集体成员资格司法认定的个案特征和依附含义,按照司法认定指南—司法指导案例—司法解释的实践过程,不断累积提炼司法经验和共识,最终上升为对集体成员资格的立法或立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对集体成员资格认定贡献智识的路径。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适合中国农村情境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标准,依据家庭人口特征将家庭划分为起步期、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赡养期和空巢期6个阶段,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2016年湖北省农村调查数据,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家庭,其他生命周期阶段家庭发生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概率更大。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有明显差异,起步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受人均土地经营面积的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大、人口负担系数小、有劳动力接受了专业技能培训的抚养期家庭、负担期家庭和稳定期家庭,其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高;抚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而负担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还受户主年龄的正向影响以及人均土地经营面积、密切来往的家庭户数的负向影响,稳定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还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赡养期家庭的劳动力非农转移概率则受人口负担系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数量的负向影响。因此,实践中执行相关就业政策时,应根据农村家庭所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规律和特点,采取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精准激励措施。     

半城市化对中国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考察中国半城市化现状对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半城市化水平与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半城市化水平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成明显负相关,半城市化程度越高,农村土地有效利用就越低。研究结论:半城市化现象的突出后果就是土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即农村人口的减少并没有带来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基于此,提出在半城市化背景下,要改变土地利用水平不高的问题,其前提是解决好城市化中的农民工问题,要让只是名义农民的农民工真正进城,实现农民工权益保障与农村土地配置优化双赢。     

正式制度的社区表达：对农村社区中矿产资源权属的考察

尽管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农村社区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哄抢和擅自出卖矿产资源等现象.本文通过对一个乡村社区关于当地矿藏资源权属认识等相关方面的考察,重点刻画了矿产资源权属安排在乡村社区中的现实演绎,说明了在经济利益分割的驱使下,社区层面上对于权属认定的确定性,并不会自然阻止乡村社区对于矿产资源的非正规渠道利用,当地农村社区小铁矿非制度化开采其实正是农村社会与国家围绕矿产资源开发分割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博弈.     

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时序变化及地区差异——基于1999—2010年17省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1999—2010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的土地调整、农户的调地意愿及其对未来地权稳定性的预期和信心。研究方法:描述分析,列联分析。研究结果:(1)二轮承包后,实际土地调整明显减少,近期则由于征地和土地整理等原因导致土地调整开始增多。(2)支持不得调整土地政策的农户比例显著高于反对的比例,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正式文件的发放有助于增强农户未来地权稳定性的信心。(3)土地调整的省市差异显著,而且平原地区调地多,丘陵和山区调地少。研究结论:中央政策对稳定农户地权稳定性的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得到多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央政策应进一步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