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配置视角下新型农业节水机制和路径研究

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目标是形成以节水为目标的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农民在农业灌溉中自发形成的用水组织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社会力量。通过对农民用水协会特征的分析,认为在"水权配置"的视角下,发展与规范农民用水组织,变原有农业用水过程中的行政管控为社会治理,是建立农业"节水型"社会并支持其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并就如何健全农民用水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克服农民用水组织自身的消极因素提出了建议。     

中国水权交易的发展及其试点推广效应

水权交易是目前解决水资源稀缺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亦是中国当前水资源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基于中国水权交易所2016—2022年的交易数据对中国水权交易的总体概况、不同交易类型的水权交易特征进行统计描述性分析,并讨论其试点推广效应。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水权交易以取水权交易为主,其次为区域水权交易,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渐趋活跃;区域水权交易主要表现为用水总量指标在区域间的重新配置,取水权交易主要表现为行业间的取水权交易,而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主要表现为行业内的水权交易;政府在水权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水权交易的发展,参与主体开始出现多元化,更多的用水户开始进入水市场;中国的水权交易试点具有一定的推广效应,不仅仅表现为“量”的增多,还表现在交易方式上的创新。中国水权交易未来的发展空间在于不断创新水权交易方式并激励更多的用水户参与水权交易,需要因地制宜推进水权改革,加快推动初始水权的分配与确权工作;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水资源计量与监控体系,并积极推动水权交易法规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水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试论我国农业水权转让制度的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地位与其供给紧张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用水占据了我国用水总量的绝对多数。优化农业用水配置,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对于我国水资源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农业水权转让制度作为配置农业用水的有效方式必须得到重视。该文对我国农业水权转让制度建设进行了一定的梳理,通过文献整理及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指出了目前我国农业水权转让存在困境,如农业水权转让存在着权利主体虚置、现有水价机制缺乏科学性、农业水权转让规则欠缺及农业水权配置市场参与不够等不利因素。针对我国农业水权转让制度存在的困境,提出了构建我国农业水权转让制度中应明确农业水权权利主体,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水价机制,在适度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完善农业水权转让规则,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等意见措施。     

河北省水权制度改革与水权初始分配研究

阐述水权、水权制度的概念及水权制度改革的思路;通过对水权初始分配的研究,明确了初始水权的分配层次、分配原则,提出各区域水权分配、各行业水权分配、各用水户水权分配的分配方法;结合河北省水权制度现状和水资源过度开发的特点,围绕水权的合理分配、高效利用和顺畅流转,以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规划了河北省水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框架,提出建立河北省水权分配制度、合理水价形成制度、节约用水奖励制度等政策建议。     

基于合同节水管理模式的水权交易可行性研究

为进一步明确合同节水量参与水权交易的路径与方法,根据直接取用水户与间接取用水户的用水特点,从制度基础、交易方式等方面进行水权交易可行性分析。直接取用水户能够开展区域、取水权与灌溉用水户等类型水权交易;若能明确间接取用水户的取用水处置权以及专业节水公司的合同节水量收储权,间接取用水户也有较大水权交易潜力。在分析相关参与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提出水权制度建设与配套资金支持是相关政策的设计要点,应围绕水资源使用权的确权、赋权与易权设计水权制度,从增加政府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降低企业税负三方面开展配套资金支持政策设计。     

长江上游农业水权制度现状与面临困境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本,生态之根,安全之基。农业消耗着全部淡水的一半以上,农业用水效率提升是全球共识,也是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农田水利设施、工程技术等手段可显著提升农业用水效率,但农业水权制度建设更为关键。本文以长江上游农业用水大省一四川为研究区域,在充分界定农业水权及水权特征基础上,分析四川农业水权变动特征,识别农ik水权制度面临的多维度困境,提出从培育农业水权意识、科学界定农业水权转让、构建适应降水时空的用水时序作物、培育水资源有偿使用氛围、提升用水户参与水资源管理等维度完善农业水权制度。     

黄河水权制度建设与黄河水权转让实践

依据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调度现状,论述黄河水权制度建设的流域省级、地(市)级和县级初始水权分配情况;结合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用水总量控制实践,提出了实施黄河水权转让的必要性和遵循原则、实施条件和步骤、转让年限和费用、实施效果和建议。黄河水权制度建设可为我国大江大河的流域水权制度建设和水权转让实践提供借鉴,为水权理论研究提供实例。     

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

乡村中宗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加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迫使作为村庄正式制度代表的村干部在决策中考虑村民的意愿,进而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常见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以村庄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构建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如何影响乡村中正式制度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对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通过考察宗族强度和在公共品供给中村干部与村民意愿匹配度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准市场”与区域水资源问题治理——内蒙古清水区水权转换的社会学分析

在"准市场"机制的影响下引进水权与水市场制度来改革原有的政府主导的水资源配置绩效成为西部民族地区水资源问题治理的主要策略。通过农业节水和水权转换,地方政府将稀缺的水资源从农业配置到工业领域,从而实现工业落户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工业发展与水资源市场价值的提高,工业反哺农业推动了农民转产增收,并形成了农业节水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基于"准市场"机制,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权转换发展出一种"以水生财、以财治水"的区域水资源问题治理模式。     

功能分析与角色整合:村庄治理中的村庄精英——以甘肃定西市Z村为例

村庄治理是构造村庄秩序,维护村庄有序良性运行的综合性活动.村民自治一度作为国家外缘式引入村庄的组织形式,是要在农村社区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制度却遭遇诸多矛盾,以致陷入困境,村庄精英作为内生于村庄内部的特殊群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自发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立足一个西北村庄的个案研究,试图在分析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和角色实践的基础上,寻找他们引导村民集体实践的行动逻辑,进而置于国家-精英-村民的框架内撂讨他们的功能,发掘村庄精英角色整合对村庄治理的意义.     

山东省地下水超采井灌区农业水权制度改革研究

山东省水资源严重短缺,农业灌溉用水主要依赖于地下水,地下水超采问题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从产权经济学角度对地下水超采原因分析得出,地下水资源具有“社团”产权属性是产生地下水超采问题的主要原因。地下水水权排他性不完全,产权界定不清晰,水权效率极低。水权市场制度建设不完整,无水权交易机制,导致水权转让受阻,进而导致地下水超采问题的发生。因此,应着力推进井灌区农业水权制度改革,将农业水权清晰界定到户与建立水权交易和流转机制有机统一起来,以此来优化地下水资源配置,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     

金融属性视角的水权价值实现及增值机制研究

水权是生态权益产品之一,水权交易是治水新思路下优化用水结构、缓解水资源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探索水权交易模式创新有利于推动水权由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过渡,从而更好发挥市场对水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概念界定、市场参与主体、市场运行、交易机制及市场细分等角度,详细论述了水权的金融属性以及水权市场与金融市场的类比性,仔细梳理了近年来我国水权交易平台的发展脉络、分类标准及存在问题,系统总结分析了水权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提出了开发水权期货、水权期权等多元化金融工具助推水权市场进一步完善。最后给出了推动我国水权市场金融创新的政策建议,包括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水权制度体系、创新交易方式,建立水市场多元化投融资机制等。     

可交易水权制度中的相互监督机制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张掖市实施可交易水权制度的调查发现,在一定条件下,用水户之间能够形成一种相互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使可交易水权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很好的执行效果。进一步分析有地下水和没有地下水以及有地下水但村庄条件不同的情形下可交易水权制度中的相互监督机制,可以发现,只要满足以下条件,无论在有还是没有地下水的情况下都能形成这一机制:①分级管理体制的责权明确;②水权和用水配额界定清晰;③上一级管理部门严格控制下一级管理部门的水源总量,使其接近(甚至刚好等于)用水配额总量,同时小于用水需求总量。     

陕北能源基地水权初始分配与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以秃尾河流域为例

通过分析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经济发展和水资源概况,建立水权基本制度框架。针对微观层面用水单位动态变化的特征,重点探讨在初始水权分配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完善的水权动态分配机制,对用水单位的用水进行有效的监督、审查、奖惩和调整,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能源经济的发展。对秃尾河流域锦界工业园区的水权分配进行实例分析与计算。     

美国犹他州水权制度实施效果述评

通过数据分析、邮件问询和查阅文献的方法,从水权分配、水权变更与交易、水权纠纷处理与监督实施、信息公开与查询5个方面述评了美国犹他州水权制度的执行效果,指出水权制度执行时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犹他州通过水权分配的水量已经超出了本州的年均可调用的水资源总量,即有一部分用户虽然拥有水权,但是很少能够用到水,只有在丰水年、洪水季节才能用到水,所以,优先权制度在犹他州水权制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有用水户都按照其获得水权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取水;由水权变更以及交易的数据显示,通过水权交易、变更获取水资源是以后犹他州获取水资源的主要手段;同时,水权处的监督实施记录表明,主要通过个人检举的形式发现违规用水行为,水权处现场调查发现最多的是测水仪器出现问题,从空间上来看,犹他州锡达城处理的用水事例最多,水权监督实施制度在此地充分发挥了作用。从案例以及执行情况分析,不难看出犹他州水权制度中,优先权原则和有益利用原则存在的问题,因此,从实际问题出发为犹他州水权制度提供建议并进行展望,以求为我国水权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提供借鉴。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区域水权及其科层权力运作

区域水权的诞生反映出水资源危机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集权—分权"关系。基于一种"委托方—管理方—代理方"的科层关系结构,县域范围内的水权制度实践呈现出科层权力运作的特点。作为区域水权的管理方,地方政府通过水权转换将区域水资源在工业与农业间进行再分配,并将剩余农业水权的管理委托给地方水务部门代理执行。区域水权的运作不仅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造成的地方政府"过度集权"问题,也存在地方水务部门的"自己人代理"困境。区域水权制度改革应进一步明晰地方政府与地方水务部门间的权责边界和产权归属,并重视农户的用水权益。     

国外水权交易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形势的日益严重，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环境用水之间竞争加剧，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合理分配水资源是目前国际社会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解决水事冲突，促进水资源持续有效利用和管理等问题中十分重视的政策和战略举措，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矫，墨西哥和国加利福尼亚洲（简称加州）等国家或地区在发展水权交易方面的实践，得出一些对我国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适时开展水权交易的有益的政策启示。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效益分析

流域水权尤其是经济水权的初始分配是现代水权制度建设的首要环节,其具体步骤依次是监测评价水资源、测算生态水权、进行水资源规划、计算基本用水、分配经济用水。其中经济用水的分配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尊重历史、适当微调,政府主导、统一配置等原则。流域经济水权的分配应逐次进行,首先是省级地方政府代表本区域的用水户的利益以政治民主协商的方式分得水权,然后以相同的方式直至把水权分给县级政府。县级政府负责把水权证颁发给具体的用户和部门。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视角下的水资源现代治理制度改革取向

生态文明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求我国必须加大水资源治理制度的改革力度。深入分析了我国水资源治理制度,认为现行的以水量分配和取水许可为主的水资源治理制度体系存在水量分配固化、权属意识薄弱、治理手段行政化和部门职能重叠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水资源治理制度体系改革的内在动因。提出水权制度是现代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在水资源治理领域的表现形式,并论证现代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新时代水资源治理制度体系建设的制度基础。依据产权理论的确权、交易、监督管理3个相互衔接的制度模块,提出水资源现代治理制度改革取向。建议新时代水资源现代治理制度体系以确权登记为基础、水权为表现形式、市场机制为核心,处理好水权制度与水资源系列规划、生态文明建设、河(湖)长制、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水利工程融资、取水许可制度之间的关系,不断推进水资源治理体系的深化改革,加速建立现代化的水资源治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