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镇非正规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生产要素.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分化,非正规就业已成为城镇就业的重要途径.本文的估测显示,2000-2010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已达45％左右.但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不清晰.本研究表明,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对经济总产出的带动作用是城镇正规就业的25％,但强于农村劳动力.而城镇非正规就业比重与人均GDP的增速之间呈曲线关系,城镇非正规就业比重在9.6％-100％的区间内与经济增速呈倒U型关系;而当城镇非正规就业比重由9.6％逐步降低时,经济增速将得到更迅速的提高.     

非正规就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河北省2003-2012年的数据

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近年来的快速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深入调整使得就业压力日渐突出,非正规就业已经逐步成为城镇就业的重要趋势。文章基于河北省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探讨分析了河北省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规模、行业特征及其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增加;非正规就业目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传统服务行业;服务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就业规模之间显著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经营业态的创新和改进可能对非正规就业集中的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     

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解读中国城镇就业增长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大量城镇职工失业和下岗,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每年还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迄今为止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程度使得城镇就业继续增长,不仅表现为新兴部门就业比重的提高,还表现为非正规就业渠道的开拓,最终体现在就业总量的持续增长。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微观调查的数据,通过对中国城镇就业增长机制的讨论,揭示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关系,以及劳动力市场在创造就业机会中的重要作用。     

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差值法估算全国及各省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基础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与各省城镇非正规就业率都呈现出大幅增加趋势,就业结构表现为非正规化;最低工资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对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以"民工荒"到来的2004年作为分界点进行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民工荒"到来后并不改变上述结论,而且还发现,"民工荒"到来后最低工资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负向作用变小,而社会保险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负向作用变大。     

深圳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非正规就业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圳的非正规就业发展更具代表性。文章采用SPSS数据模型,以非正规就业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对深圳非正规就业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规模、非正规就业对GDP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关联与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83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1．68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但是,今目的中国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其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即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的误导。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50年代和60年代风行美国的“现代化”模式。本文扼要论述该模式的关键论点,进而回顾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经济学“革命”中有关学者对其所作的批评,以及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领导下进行的“反革命”辩驳,重在揭示论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化偏颇,并突出各自的洞见,提倡适当结合双方正确的见解,由此建立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观点,以助于理解今天非正规经济的现实。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非正规就业的现状研究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对非正规就业的理论研究，通过宏观上对非正规就业与经济发展程度在国际国内差异的比较，认为我国非正规就业与现今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就业数量和比例方面具有较大就业岗位创造的潜力，并且，与国际普遍认知不同，中国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之间存在替代而非互补的关系，同时指出非正规就业重要性和其就业现状的不匹配，将在未来对经济发展产生瓶颈式的制约，并提出相应的微观和宏观建议，以促进我国的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国城镇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的倒U型关系

非正规经济已成为21世纪世界城镇化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文章从经济和就业两方面揭示了中国城镇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发现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下非正规经济的作用不同。在城镇化初级阶段,非正规经济在经济系统的份额随城镇化发展而不断上升;城镇化发展至某一水平后,伴随经济结构转变和全球竞争力增强,非正规经济扩张速度减缓,在经济系统的比重出现下降。这表明非正规经济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城市化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相关政策应对应有所不同。尽管非正规经济/就业在经济/就业系统的份额趋于降低,但不能认为它会完全消失,新的经济模式可能产生新的非正规经济来源。呼吁对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关系开展更多研究。     

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关系浅析

非正规就业在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中成为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也因在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收入报酬等方面不固定、不规范、不正规现象与问题,使人们将其直接与非正规经济、非法经济等同。从对非正规就业的理性理解和认识、非正规经济与非法经济、地下经济的内涵差异入手,认为非正规就业可以从广义上等同于非正规经济,但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非法经济,应当在实践中正确细分非正规就业的违法违规等"不正规"行为,以利于科学管理、规范引导我国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     

中国非正规经济(上)

第八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0年10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主题为"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本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然而在中国这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广为世人瞩目之际,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却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与研究。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和"现代化"模式的误导,摒弃意识形态的争执,正视中国非正规经济的现实,从"社会保护"和"人本发展"的角度,探讨人道、经济、可持续的中国发展之路,乃为本届论坛主题设立的缘起与主旨。本届论坛涉及的议题包括:中国发展与非正规经济实践、非正规经济与非正规就业、非正规经济与社会流动、非正规经济与社会发展等。以下专题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阅校和编辑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由于篇幅所限,本刊将分两期发表本届论坛的研讨内容。     

居民收入分配如何影响非正规经济规模——基于城镇中等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考察

本文基于"住户—厂商—政府"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收入分配影响非正规经济规模的机理分析,提出了中等收入阶层收入份额与非正规经济规模呈负相关的研究假设。进一步地,基于2000—2009年全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双维度的验证。实证结果表明,增加中等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将抑制非正规经济规模的发展,并且沿海地区的抑制效应显著大于内陆地区。现行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依然倾向于惠及高收入人群,这既不利于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又不利于科学引导非正规经济的发展。     

非正规金融对青海省农村地区经济的影响

长期以来,在金融抑制的状态下,非正规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国际与国内曾经对于非正规金融的影响评判从一直处于争议状态转向逐步趋于缓和,就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致使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规模、形式等都有所差异,进而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会出现不同,随着经济的逐步增长,近些年来青海省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也在不断的发展。非正规金融在提高农民收入、向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促进区域和省际经济增长等方面都发挥了其特有的优势,并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非正规产业医疗保险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所谓非正规产业,指的是有别于现代产业(机器大工业、信息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等)的经济部门。非正规就业者,主要指的是在非现代行业/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非熟练劳动者,例如街道上的小商小贩、搬运工、为中间商从事加工活动的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在建筑、农业、渔业、林业等部门打零工的劳动者。本文拟借助发展经济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框架,根据笔者2003年2月下旬至3月随荷兰海牙发展学院培训班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和克拉拉邦的考察,重点介绍印度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医疗保险制度创新。     

非正规就业--一个值得重视的选择

“非正规就业”概念的提出源于国际劳工组织(ILO)。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了一系列对多个国家的就业考察团。在它派往非洲肯尼亚考察团的报告中,ILO首次正式使用了“非正规部门”这个概念,主要用来指那些工作在经济的边缘或外围部分的人所从事的仅能维生的经济活动。1991年的国际劳工大会的报告中是这样定义“非正规部门”的：“从事商品、服务     

非正规就业:就业的新渠道

非正规就业,国际劳工组织称之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什么是非正规部门呢?1992年第十五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了“非正规部门”的定义,该定义指出:“从广义上说,非正规部门由为有关人员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为根本目的,从事产品生产和劳务的单位构成。这些单位的特点是组织水平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基本没有分工,生产规模小。”但我国现实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为非正规就业下一个简单的定义:非正规就业就是指劳动者为获取收入而从事没有国家保障的工作的一种就业方式。当前,大力发展非正规就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个良好途径。     

非正规部门竞争与企业创新行为关系研究

非正规部门快速发展在缓解中国就业压力、满足低端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大影响。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数据,分析非正规部门灰色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正规部门灰色竞争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倾向和研发投入强度;灰色竞争与企业产品创新活动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未发现与企业流程创新活动有显著关系;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受非正规部门灰色竞争的影响相对较弱。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为了应对非正规部门的灰色竞争,制造业企业应不断强化研发投入,通过模仿创新和微创新的方式加速产品更新升级,以区分于非正规部门的产品。     

非正规就业是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

一、非正规就业的特征 国际劳工组织就业政策公约即第167号建议书指出:“所谓非正规就业,就是指制度化经济结构之外的经济活动”。其含义可以大致理解为:第一,非正规就业不是在国家正规的所有制经济结构(组织)中就业,如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等经济组织,而是在这些经济结构之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形成发展机制——以深圳市蔡屋围为例

非正规部门以其就业门槛低、方便灵活等特点成为城市边缘阶层就业和消费的主要部门,“城中村”既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和流动人口的聚居区,也是非正规部门相对集中的区域。文章通过对位于深圳市中心区的“城中村”———蔡屋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化、半正规化和正规化的三种发展过程及其形成原因和内在机制,指出由于现阶段“城中村”特殊的经济社会体系和管理体制以及非正规部门在城市发展中承担着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就业和服务的特殊功能,城市政府应降低门槛,允许非正规部门以非正规化的形式存在,但应纳入管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正规部门采取不同的政策,使之有序发展,最终步入正规化的轨道。     

快速城市化时期就业机会消长研究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就业问题将是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应该看到,虽然现有传统部门总体就业吸纳能力减弱,但其中的服务业、第三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等还存在较大的就业潜力;同时,通过放松管制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方案,仍会释放较多的就业机会。就业限制与创造是同时并存的,只要把握好二者的内在机理,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空间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变化,就能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就业政策。     

经济转型时期缓解中国就业压力的战略创新

就业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反映，就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来实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元四级”特征，从这一结构特征出发缓解我国城乡就业压力的途径是：城乡互动；内部吸收；外部转移；政府保障。这一思路实现的途径和措施是推进小城镇建设；发展非正规部门和非农产业经济；转换经济增长目标；完善劳动力市场，深化各项制度改革。